稅收籌劃是企業或個人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通過合理安排財務活動、優化稅務結構，以達到減輕稅負、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 一、個人所得稅籌劃案例 1. 綜合所得年度匯算的退稅與補稅 案例：小李全年工資薪金35萬元，稿酬收入2萬元，辦理綜合所得年度匯算時發現需要補稅560元。原因是稿酬收入合并計算后適用稅率提高至25%，導致補稅。 籌劃建議：納稅人可通過合理分配收入來源（如將部分收入轉化為適用較低稅率的收入類型）或充分利用專項附加扣除（如子女教育、住房貸款利息等）來降低稅負。 2. 專項附加扣除的虛假申報風險 案例：小馮為少繳稅款，虛假填報子女教育專項附加扣除，稅務機關通過大數據核驗發現后，暫停其扣除資格并責令更正。 籌劃建議：納稅人應依法如實填報專項附加扣除，避免因虛假申報導致稅務風險。同時，可通過合法途徑（如增加捐贈扣除）優化稅務結構。 二、企業所得稅籌劃案例 1. 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合規應用 案例：陽泉煤業集團通過市級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異議項目鑒定機制，確認9個研發項目符合加計扣除條件，有效減輕了企業稅負。 籌劃建議：企業應規范研發項目管理，確保研發費用歸集的準確性和合規性，以充分享受稅收優惠政策。 2. 出口退稅的風險防范 案例：某農產品經銷企業因未對出口應征稅貨物開具發票，被要求補繳增值稅2.46萬元。 籌劃建議：企業應加強對出口業務涉稅政策的理解，確保收入確認和申報的合規性，避免因操作失誤導致稅務風險。 三、增值稅籌劃案例 1. 增值稅留抵退稅的合規操作 案例：長春經開區稅務局通過《稅收風險案例匯編》指導企業規范增值稅留抵退稅操作，幫助企業規避實務風險。 籌劃建議：企業應定期梳理增值稅進項稅額，確保留抵退稅申請的準確性和及時性，同時關注政策變化，避免因操作不當引發稅務風險。 2. 設備更新稅收優惠的精準適用 案例：德牧衛浴科技公司在“智改數轉”設備更新中，通過“項目管家”團隊輔導，精準適用稅收支持政策，減輕了資金壓力。 籌劃建議：企業應充分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如設備更新、技術改造等領域的稅收支持，降低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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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約定利息超過法定限額，借款人可否主張返還？2021年2月9日，楊某因為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向楊某科借款30000元，約定月利率2%，楊某科當天通過微信向楊某支付了30000元借款，楊某收到借款后向楊某科出具了借條，并馬上向楊某科轉賬3000元作為利息。從2021年3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楊某通過微信轉賬方式，分15次共計轉給楊某科27000元。 2021年8月28日，楊某科在向楊某催討其他債務時，楊某的姑父劉某誤以為楊某科在催討27000元這筆債務，遂自作主張代楊某又向楊某科支付了27000元，楊某科當即將楊某出具的借條交給劉某，由劉某將借條銷毀。楊某認為，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8月28日期間，楊某科收取利息共計27000元，其中多收取利息 24747元。楊某向楊某科多次討要多支付的利息，但楊某科拒不退還，楊某訴至法院。 法院審理后認為，該案爭議的焦點在于，楊某科是否收取了超過法律規定上限部分的利息，并且楊某科收取該部分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據。 首先應當確定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的本金金額。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當天，即支付給楊某科3000元，按照一般交易習慣，利息應當在借款之次日開始計算，故該3000元應當認定是償還的楊某科的本金，楊某科實際支付給楊某的借款本金應當認定為27000元。 其次應當確定楊某、楊某科之間的利息計算標準。楊某、楊某科約定的月利率2%過高，應當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布的2021年2月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3.85%的四倍，即為15.4%計算，楊某科所收取的楊某利息，超過部分不受法律保護，楊某科應當返還給楊某。 最后，應當計算出楊某應支付給楊某科的利息，結合楊某已經支付的本息，確定楊某科應當返還多收取的金額。27000元本金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按照年利率15.4%計算的利息為1940元。2021年7月27日至2021年8月28日，該1940元的利息計算為25元。楊某姑父在2021年8月28日代替楊某向楊某科支付27000元，多支付25035元，該款應當由楊某科返還給楊某，但楊某起訴只要求楊某科返還24747元，法院予以支持。

　　生活中這類案件時有發生，男女雙方在戀愛期間相互贈送禮物和金錢來表達情意和祝福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愛情中，雙方應當保持一定的理智，不要把金錢作為衡量感情的標準，也不要被感情沖昏頭腦。為了避免雙方在分手后產生經濟糾紛，情侶之間的轉賬可進行備注款項性質并保留相關書面證據，以免日后產生糾紛。 　　如果能夠查明轉賬款項用途，雙方對此產生爭議時該如何認定戀愛期間轉賬的性質?一般來說，如果轉賬留言或紅包描述中，或在款項支付的前后聊天記錄中，表明款項是借款，那么可以認定為借款，在分手后，可以就相關款項要求對方返還。在特殊節日里轉賬的有特殊意義的數額，除非有證據證明是借款，否則法院無法支持要求返還的訴求。而戀人間的正常消費、密集、瑣碎的轉賬、來往可視為一般贈與，在分手后，也不能要求返還。 　　現實中還有一種情況，雙方往來款項超過日常生活交往等一定合理限度，數額較大，一方主張是為促使雙方締結婚姻關系而給付的財物時，人民法院綜合考慮雙方當地習俗、給付的時間和方式、財物價值、給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實認定上述給付是否屬于彩禮性質，從而依法作出裁判。 　　法條鏈接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條 　　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條件，但是根據其性質不得附條件的除外。附生效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生效。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失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條 　　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條 　　贈與可以附義務。贈與附義務的，受贈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條 　　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 　　(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近親屬的合法權益; 　　(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 　　贈與人的撤銷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行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五條 　　撤銷權人撤銷贈與的，可以向受贈人請求返還贈與的財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七條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 　　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債務的，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

戀愛期間，情侶相互贈送財物，受贈人表示接受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條的規定，雙方成立贈與合同。在對戀愛期間財物來往關系性質進行判定時，主要取決于雙方當時的意思表示，通過往來金額的大小、用途及各方經濟能力等事實因素進行判定。一般贈與情況下，財產一旦交付或者轉移登記，贈與合同即生效，在無法定撤銷權事由情形下，一般不能要求受贈人返還。彩禮相較于一般贈與，贈與的金額超出表達愛意、增進情感一般性贈與金額的范疇，屬于非生活必須消費且金額較大，且以結婚為目的，具有較強的人身屬性，實際上在贈與合同上附加了解除條件，一旦雙方無法締結婚姻，受贈人應返還受贈的財物。至于具體金額，可以結合雙方是否共同生活、生活時間長短、彩禮的使用情況、雙方是否存在過錯及給付一方家庭經濟狀況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團隊為你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咨詢。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