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在離婚時一審、二審都未爭取到合理的財產分割，于是找到元甲律所婚姻家事部處理離婚后財產糾紛，元甲律師收集證據、大力爭取，幫助當事人成功獲得經濟補償近17萬元。

??（二）婚后才發現，三觀不合，分歧越來越嚴重，婚姻中總需要一方遷就另一方，怎么辦？ 在具體的行為選擇上，不要陷入「二選一」的思維定勢。糾結時提醒自己：為什么不可以兩個都要？「兩個都要」可以解決掉70%的糾紛。 遇到確實只能二選一的情況，要跟對方討論一個公認的「決策機制」。無論是擲硬幣還是劃拳，還是各自劃分領域，還是輪流做主，還是誰洗碗就聽誰的……都行。你們不一定要同意對方的決策，只要同意這種決策機制。 在決策機制方面，我想特別推薦一種方法，來自經濟學家史蒂文•蘭茲伯格：由意愿更強的那一方來做選擇——意愿用金錢來衡量。方法很公平：夫妻各自在紙上寫下愿意為自己的選擇支付的費用，出價高的那個人可以做決定，同時必須向輸掉的一方做出全價補償。仔細想想這個方法，真是太聰明了。 任何時候，如果你和對方因為「不同」而產生了不愉快，請不要把這一切歸因為「不同」帶來的。請相信，只要我們在意彼此，求同存異，所有的「不同」最終都可以導向「合作」，不要用一句「三觀不合」就草草定論。

【案例分析】男子偷偷炒股虧71萬！法院：屬于重大過錯，應賠償妻子！原告曹某與被告范某結婚后共同購買了一套房屋，后經雙方協商將房屋出售。但范某未經曹某同意將大部分房款用于炒股，結果虧損了70余萬元。曹某得知后將范某訴至法院，請求分割售房款。 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范某的行為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重大過錯，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故支持了曹某的訴訟請求，判令范某給付曹某88.9萬元。 據中國裁判文書網官網披露的判決書顯示，曹某與范某于2004年2月10日登記結婚，2006年8月生育一女。婚后二人購得房屋，房屋登記在范某名下。 2020年12月20日，范某與劉某簽訂《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將涉案房屋以228萬元價格出售。 房款支付細節如下： 房屋首付款為46萬元，其中劉某于2021年1月6日向范某名下銀行賬戶轉賬41萬元，其余5萬元轉至曹某賬戶; 2021年3月12日，劉某向范某銀行賬戶轉入31萬元; 2021年3月23日，劉某再向該賬戶轉入房款90萬元; 2021年4月8日，劉某又向該賬戶轉入房款60萬元; 2021年5月15日交房后，劉某向范某名下賬戶轉款1萬元。 拿到這筆錢后，范某聲稱給曹某房款共計33.29萬元，其余用于償還銀行貸款、債務，炒股，支付女兒生活費及日常消費支出等，現房款已無剩余。其中，雙方將首付款44.7萬元用于償還銀行貸款本息，剩余首付款1.29萬元在曹某賬戶內。而房款150萬元，范某則未經曹某同意，于2021年3月24日向股票資金賬號轉賬89萬元，而后再次轉賬55萬元。 但是，經過他一番操作后，自2021年3月24日至2021年5月31日，范某從股票資金賬號轉出73萬元，共計虧損71.12萬元。范某稱剩余房款另用于償還信用卡41.17萬元，償還多名親屬共計30萬元，范某還稱借款用于償還銀行貸款及債務、炒股及家庭生活。 為證明房款和債務分配約定以及范某揮霍、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等主張，曹某向法院提交的2020年7月6日《房產分配協議》約定：女方占房產三分之二，男方占房產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范某與曹某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范某長期不顧曹某反對炒股，且炒股未經過曹某同意。范某則辯稱炒股為正常投資，系為改善家庭生活條件，并非揮霍夫妻共同財產。 案件經法院審理，一審、二審法院認為，范某與曹某經協商一致后出售房屋獲得房款228萬元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但范某未將所獲得房款150萬元的事實告知曹某，并未經曹某同意擅自處分該房款，且不顧曹某的多次反對仍進行大額炒股投資，將144萬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資并虧損了70余萬元，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故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法院予以支持。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法院予以支持。于是，判決范某給付曹某88.9萬元。 北京高院經審理后認為，雙方經協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獲得房款228萬元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雙方在處分房款時亦應當友好協商。但范某未將所獲得房款150萬元的事實告知曹某，并未經曹某同意擅自處分該房款，且不顧曹某的多次反對仍進行大額炒股投資，將144萬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資并虧損了70余萬元，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 一、二審法院支持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判令范某給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 北京高院在裁判原文是： 本院經審查認為：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有平等的處分權，但一方非因生活需要在處分重大夫妻共同財產時應當與另一方協商一致。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揮霍夫妻共同財產或者偽造夫妻共同債務等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分割共同財產。 本案中，范某與曹某經協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獲得房款228萬元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雙方在處分房款時亦應當友好協商。但范某未將所獲得房款150萬元的事實告知曹某，并未經曹某同意擅自處分該房款，且不顧曹某的多次反對仍進行大額炒股投資，將144萬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資并虧損了70余萬元，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 一、二審法院支持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判令范某給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綜上，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亦無不當。范某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規定的情形。 案號：(2023)京民申1855號 裁判時間：2023年6月13日

【案例分析】約定利息超過法定限額，借款人可否主張返還？2021年2月9日，楊某因為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向楊某科借款30000元，約定月利率2%，楊某科當天通過微信向楊某支付了30000元借款，楊某收到借款后向楊某科出具了借條，并馬上向楊某科轉賬3000元作為利息。從2021年3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楊某通過微信轉賬方式，分15次共計轉給楊某科27000元。 2021年8月28日，楊某科在向楊某催討其他債務時，楊某的姑父劉某誤以為楊某科在催討27000元這筆債務，遂自作主張代楊某又向楊某科支付了27000元，楊某科當即將楊某出具的借條交給劉某，由劉某將借條銷毀。楊某認為，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8月28日期間，楊某科收取利息共計27000元，其中多收取利息 24747元。楊某向楊某科多次討要多支付的利息，但楊某科拒不退還，楊某訴至法院。 法院審理后認為，該案爭議的焦點在于，楊某科是否收取了超過法律規定上限部分的利息，并且楊某科收取該部分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據。 首先應當確定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的本金金額。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當天，即支付給楊某科3000元，按照一般交易習慣，利息應當在借款之次日開始計算，故該3000元應當認定是償還的楊某科的本金，楊某科實際支付給楊某的借款本金應當認定為27000元。 其次應當確定楊某、楊某科之間的利息計算標準。楊某、楊某科約定的月利率2%過高，應當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布的2021年2月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3.85%的四倍，即為15.4%計算，楊某科所收取的楊某利息，超過部分不受法律保護，楊某科應當返還給楊某。 最后，應當計算出楊某應支付給楊某科的利息，結合楊某已經支付的本息，確定楊某科應當返還多收取的金額。27000元本金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按照年利率15.4%計算的利息為1940元。2021年7月27日至2021年8月28日，該1940元的利息計算為25元。楊某姑父在2021年8月28日代替楊某向楊某科支付27000元，多支付25035元，該款應當由楊某科返還給楊某，但楊某起訴只要求楊某科返還24747元，法院予以支持。

車輛被撞，法院支持折舊費嗎? 2023年3月，吳某駕駛一輕型欄板貨車因操作不當碰撞到由張某駕駛的一輕型箱式貨車，造成兩車不同程度受損的道路交通事故。 經當地交通警察大隊認定，吳某承擔此次事故的全部責任。張某在其車輛維修完成后提起訴訟，以其車輛受損導致嚴重貶值，且今后在使用車輛過程中的保養和修車將產生重大損失等為由，要求賠償其折舊費30000元等費用。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 因車輛折舊費非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賠償范圍，對該訴訟請求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財產損失，當事人請求侵權人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一)維修被損壞車輛所支出的費用、車輛所載物品的損失、車輛施救費用; (二)因車輛滅失或者無法修復，為購買交通事故發生時與被損壞車輛價值相當的車輛重置費用; (三)依法從事貨物運輸、旅客運輸等經營性活動的車輛，因無法從事相應經營活動所產生的合理停運損失; (四)非經營性車輛因無法繼續使用，所產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費用。”之規定，本案中，張某訴請的車輛折舊費不屬于法律規定的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且該車輛使用多年，張某亦未提交證據證實其主張的折舊費30000元系如何計算認定的。因該項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審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說法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車輛折舊費(即貶值損失)不屬于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網“關于交通事故車輛貶值損失賠償問題的建議”的答復，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1)雖然理論上不少觀點認為貶值損失具有可賠償性，但仍存有較多爭議，比如因維修導致零部件以舊換新是否存在溢價，從而產生損益相抵的問題等; (2)貶值損失的可賠償性要兼顧一國的道路交通實際狀況。在事故率比較高、人們道路交通安全意識尚需提高的我國，賠償貶值損失會加重道路交通參與人的負擔，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 (3)我國目前鑒定市場尚不規范，鑒定機構在逐利目的驅動下，對貶值損失的確定具有較大的任意性。由于貶值損失數額確定的不科學，導致可能出現案件實質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權人的負擔; (4)客觀上講，貶值損失幾乎在每輛發生事故的機動車上都會存在，規定貶值損失可能導致本不會成訴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不利于減少糾紛。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對車輛折舊費的認定持謹慎態度，原則上不予支持，僅在少數特殊、極端情形下，可以考慮予以適當賠償，但必須慎重考量，嚴格把握，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