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城市私房拆遷的社會現象，對私權本位與社會本位的有機結合而言，筆者認為事實上就是私的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協調。我們尤其應當在立法目的上關注私權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協調。筆者認為公共利益可以被理解是涉及文化、教育、醫療、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事業和國防建設等符合絕大多數人愿望的非直接商事性質的利益。關于城市房屋拆遷私權本位與社會本位的關系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房產糾紛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眾所周知，房屋所有權歸屬于個人，是人類社會極為古老的、普遍的具有自然法性質的社會現象。鑒于財產所有權的民法性格，使得私權本位的理念被置于私房所有權保護理念的核心地位，私權本位應當是私房所有權保護的基礎理念。

社會本位是20世紀法學理論演進過程中人們對私權極端化的反思的結果。但是，在我們這個國度中，個人私權極度膨脹的現象始終沒有真正出現過，相反，社會本位的過度膨 脹使得個人財產所有權的空間被壓抑至極為狹小的空間內。作為一個歷史現象，現在的我們對20世紀下半葉發生的個人財產所有權的某些“蒸發”情形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我們應當從歷史現象中去考察、去思索、去反思，以期獲得我們這代人應有的法律理智。毋庸置疑，對歷史現象的反思已經使我們有所警悟。但是，應當將這一警悟通過立法加以體現，因為我們的歷史使命是“將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理念鋪陳開來。”

透過城市私房拆遷的社會現象，對私權本位與社會本位的有機結合而言，筆者認為事實上就是私的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協調。我們尤其應當在立法目的上關注私權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協調。關于社會公共利益，應當說比較難以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按照美國學者亨廷頓的看法，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對于“公共利益”的理解亦不同，主要表現為三種理解：一是公共利益被等同于某些抽象的、重要的理想化的價值和規范，如自然法、正義和正當理性等；二是公共利益被看作是某個特定的個人、群體、階級或多數人的利益；三是公共利益被認為是個人之間或群體之間競爭的結果。

盡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嘗試著對公共利益作出一定的說明。筆者認為公共利益可以被理解是涉及文化、教育、醫療、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事業和國防建設等符合絕大多數人愿望的非直接商事性質的利益。也就是說，社會公共利益既不是某些個人的利益，也不是某些團體的利益，更不是直接具有商事性質的利益，而是涉及關系人們生活質量的環境、交通、醫院、學校等社會公共事業或公眾安全的國防事業等方面的利益。在梁慧星主編的《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中，對公共利益作出了一個列舉式的解釋：“所謂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衛生、災害防治、科學及文化教育事業、環境保護、文物古跡及風景名勝區的保護、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區域的保護、森林保護事業，以及國家法律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边@種列舉式的說明比較清楚，但是抽象性較差，難免掛一漏萬。我國立法中曾經有法律對“公共利益”作出解釋，例如1986年6月頒布、1987年1月生效、1988年12月又失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非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21條曾經對公共利益進行過解釋：“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國防建設以及興辦社會公共事業，需要征用集體所有的土地或者使用國有土地的，按照本章規定辦理?！痹谶@里，文化、國防建設和興辦社會公共事業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有著明顯的關系，但是，經濟活動是否能夠屬于社會公共利益卻不易判斷，雖然經濟活動可能間接涉及社會公共利益，但是直接目的是否就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并不能完全肯定，起碼經濟活動的非商事性質就首先難以肯定。所以經濟活動不宜被納入社會公共利益的范疇。

當城市私房拆遷是為了使得直接體現社會公益目的的建設項目順利進行時，如在城市中修建或擴展道路、新建或者改造醫院、學校等社會公益設施、新建或者改建公眾免費休閑、娛樂場所、修整城市綠地以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環境等，私房所有權人的私權在獲得公正補償的情況下，應當將自己的利益放置于社會公共利益之下。私權不僅僅具有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還負有一定的社會使命和社會的義務。同時，在城市私房拆遷過程中，為了防止社會公共利益被濫用，不僅應當要求拆遷是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而且必須是拆遷的直接目的。因為任何城市私房拆遷活動的進行，都需要這樣一種考慮，即“剝奪所有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是單純地增加國家財產的手段，否則剝奪私人財產的行為是不正義行為”。

如果城市私房拆遷是以商事活動為直接目的的，則即使是政府，也不得以任何強制方式獲得他人財產或者任意降低或減少他人財產的價值，而只能以合同方式通過協商進行。同時，立法中還應當明確，如果一項城市建設項目不是以社會公益為直接目的，并且該建設項目是有損于私房所有權人利益的，私房所有權人應當有按照正當程序行使異議權的自由。

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城市私房拆遷往往超出公共利益的目的，甚至以公共利益作幌子，實際是為某些團體甚至是個人獲得盈利而濫用房屋拆遷權力，嚴重侵害了民眾的財產私權。例如為了進行土地市場的開發、為了房產市場的開發、為了建成一個獲得更大利潤的商業區、為了提高某一企業的生產能力而進行廠區擴建等等，或者為了將土地作為資本進行運作之人，看中了一個地區所具有的歷經百年而形成的重大商業價值，雖然是非直接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但是卻通過城市房屋拆遷的途徑，迫使已經在這個地區居住已久的人們“服從”私房拆遷的安排。他們所獲得的補償，與商事目的的拆遷人因拆遷所獲得的利益相比，可能是天壤之別。這種現象反映出我國現行的城市私房拆遷制度中的理念混亂、制度不合理、藐視私權等非法律理性現象，其深層的主要原因是私權本位與社會本位之間的關系非法律理性的失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