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非法集資犯罪在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時，應當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對其整體犯罪行為進行評價，不宜簡單根據事后對集資款的使用情況將其中部分數額拆分進行認定。如果其用于個人揮霍的數額所占比重很小，所吸收的資金主要用于生產經營活動的，應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不能僅因極少數資金用于個人揮霍，就單獨將該部分數額認定為集資詐騙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列舉了八種可以認定為“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其中第一種情形規定：“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雖然對于何為“明顯不成比例”沒有進一步進行量化，實踐中仍在探索總結，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大多數集資款用于生產經營了，那么該集資行為應當屬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金融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者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案被告人非法集資3億多元，大部分用于經營活動，僅有幾百萬用于個人揮霍，不屬于“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的”情形，應當按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當然，實踐中有一類非法集資行為，被告人前期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中間因資金鏈斷裂、被有關監管部門責令停業整改等已明知不能返還資金的情況下仍繼續集資，拆東墻補西墻，這種情形下，被告人的前后行為系在不同的主觀故意支配之下分別進行，應當對前期行為認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后期行為認定為集資詐騙罪，然后數罪并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