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男子偷偷炒股虧71萬！法院：屬于重大過錯，應賠償妻子！原告曹某與被告范某結婚后共同購買了一套房屋，后經雙方協商將房屋出售。但范某未經曹某同意將大部分房款用于炒股，結果虧損了70余萬元。曹某得知后將范某訴至法院，請求分割售房款。 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范某的行為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重大過錯，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故支持了曹某的訴訟請求，判令范某給付曹某88.9萬元。 據中國裁判文書網官網披露的判決書顯示，曹某與范某于2004年2月10日登記結婚，2006年8月生育一女。婚后二人購得房屋，房屋登記在范某名下。 2020年12月20日，范某與劉某簽訂《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將涉案房屋以228萬元價格出售。 房款支付細節如下： 房屋首付款為46萬元，其中劉某于2021年1月6日向范某名下銀行賬戶轉賬41萬元，其余5萬元轉至曹某賬戶; 2021年3月12日，劉某向范某銀行賬戶轉入31萬元; 2021年3月23日，劉某再向該賬戶轉入房款90萬元; 2021年4月8日，劉某又向該賬戶轉入房款60萬元; 2021年5月15日交房后，劉某向范某名下賬戶轉款1萬元。 拿到這筆錢后，范某聲稱給曹某房款共計33.29萬元，其余用于償還銀行貸款、債務，炒股，支付女兒生活費及日常消費支出等，現房款已無剩余。其中，雙方將首付款44.7萬元用于償還銀行貸款本息，剩余首付款1.29萬元在曹某賬戶內。而房款150萬元，范某則未經曹某同意，于2021年3月24日向股票資金賬號轉賬89萬元，而后再次轉賬55萬元。 但是，經過他一番操作后，自2021年3月24日至2021年5月31日，范某從股票資金賬號轉出73萬元，共計虧損71.12萬元。范某稱剩余房款另用于償還信用卡41.17萬元，償還多名親屬共計30萬元，范某還稱借款用于償還銀行貸款及債務、炒股及家庭生活。 為證明房款和債務分配約定以及范某揮霍、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等主張，曹某向法院提交的2020年7月6日《房產分配協議》約定：女方占房產三分之二，男方占房產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范某與曹某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范某長期不顧曹某反對炒股，且炒股未經過曹某同意。范某則辯稱炒股為正常投資，系為改善家庭生活條件，并非揮霍夫妻共同財產。 案件經法院審理，一審、二審法院認為，范某與曹某經協商一致后出售房屋獲得房款228萬元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但范某未將所獲得房款150萬元的事實告知曹某，并未經曹某同意擅自處分該房款，且不顧曹某的多次反對仍進行大額炒股投資，將144萬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資并虧損了70余萬元，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故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法院予以支持。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法院予以支持。于是，判決范某給付曹某88.9萬元。 北京高院經審理后認為，雙方經協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獲得房款228萬元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雙方在處分房款時亦應當友好協商。但范某未將所獲得房款150萬元的事實告知曹某，并未經曹某同意擅自處分該房款，且不顧曹某的多次反對仍進行大額炒股投資，將144萬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資并虧損了70余萬元，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 一、二審法院支持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判令范某給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 北京高院在裁判原文是： 本院經審查認為：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有平等的處分權，但一方非因生活需要在處分重大夫妻共同財產時應當與另一方協商一致。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揮霍夫妻共同財產或者偽造夫妻共同債務等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分割共同財產。 本案中，范某與曹某經協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獲得房款228萬元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雙方在處分房款時亦應當友好協商。但范某未將所獲得房款150萬元的事實告知曹某，并未經曹某同意擅自處分該房款，且不顧曹某的多次反對仍進行大額炒股投資，將144萬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資并虧損了70余萬元，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 一、二審法院支持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判令范某給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綜上，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亦無不當。范某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規定的情形。 案號：(2023)京民申1855號 裁判時間：2023年6月13日

【元甲案例】丈夫婚內給網戀女友轉賬200萬，是借款還是贈與?妻子有權要回嗎? 2008年，汪女士與薛先生在相愛相知的加持下，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但相愛容易相處難，十幾年的婚姻生活磨滅了曾經濃烈的愛，他們的感情也逐漸變得疏遠起來。近幾年，薛先生在工作之余逐漸迷戀網絡游戲。2021年，薛先生在機緣巧合之下在網上認識了一位開朗活潑、溫柔體貼、年輕貌美的90后丹丹(上述人物均為化名)。兩人志趣相投、相談甚歡，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后二人迅速發展成戀人關系。在戀愛期間，薛先生陸續給丹丹轉賬合計100萬元。在交往了2個月后，薛先生向丹丹坦白了自己是已婚的身份。丹丹沒有拒絕，且表示自愿與薛先生繼續交往，并再次向薛先生索要款項。因為之前薛先生已經向丹丹轉賬100萬元，眼下手里沒有款項，丹丹就介紹貸款公司給薛先生，薛先生貸出款項再次轉給丹丹使用。對丹丹持續索要款項的行為，薛先生感覺就像跌入了無底洞，他心生不喜并拒絕了丹丹的無理要求。丹丹拿薛先生婚外情一事要挾，薛先生擔心東窗事發，無奈又再次轉款，轉款同時并附言讓丹丹還款。面對丹丹的不斷逼迫，薛先生前前后后合計向其轉賬合計200萬元。 無底洞 • 陷入困境 但高額的貸款讓薛先生無力承擔、苦不堪言，加之妻子汪女士對自己不斷懷疑與追問。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薛先生不得不主動向汪女士坦白出軌及轉款的事情。汪女士聽到后如同晴天霹靂，情緒反應很大，一頓情緒發泄之后，理性的汪女士很快冷靜下來，面對丈夫的懺悔與道歉，她選擇了寬容與原諒。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將轉給第三者的200萬元款項要回來!汪女士多次與丹丹聯系，要求丹丹出具借條并盡快還款。丹丹不但沒有對汪女士的身份忌憚和不安，反而非常囂張，表示“是薛先生隱瞞已婚事實，欺騙了自己，對200萬元的借款數額不認可，其中有一部分款項是兩個人共同生活的花銷”，拒絕還款。 財產保全 • 要回200萬 面對丹丹無理辯三分的態度，汪女士決定委托北京市元甲律所幫助自己維權，但就轉款性質是借款還是贈與有爭議。根據案情核實，元甲律師通過證據資料核實確認薛先生與丹丹之間沒有借貸合意，轉款屬于贈與，且違反公序良俗。元甲律師積極推進案件，對此進行了訴前財產保全，申請法院將丹丹名下的存款均予以查封凍結，后案件很快開庭。庭審中，丹丹辨稱薛先生1萬元以上轉賬是借款，1萬元以下款項在戀愛期間已花完，不同意償還。元甲律師對此觀點進行有力駁回，并闡述我方的證據事實與法律依據。案件歷經4次開庭，期間，元甲律師為維護當事人權益不懈努力!最終法院認可了款項屬于贈與的主張，判決丹丹向汪女士還款200萬元，汪女士全部訴求得到支持!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借錢不還報警了警察會怎么處理？ 1、欠錢不還的報警警察會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受理的，畢竟這是屬于民事方面的糾紛，并不會屬于刑事犯罪。只是說如果已經獲得生效判決，在申請執行階段存在著拒不履行判決的，可以按照拒不履行判決裁定罪處理。 2、欠錢不還屬于民事糾紛，而公安機關主要負責刑事案件和治安管理。所以，欠錢不還不屬于公安機關的管轄范圍，警方不會立案處理。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訴訟、仲裁、調解來解決。 3、 欠錢不還屬于民事案件，一般情況下警方介入的會很淺，不會深入進去，最多也就是調解調解，不會立案。如果以欺詐罪來報案，那么警方會非常慎重，欠錢不還的人是否能構成欺詐罪還不一定。 4、當事人報警的，警察一般只會做調解處理。如果調解不成功，當事人可以選擇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或者是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

被繼承人使用再婚前的財產，在再婚后購買的房屋和車輛是否屬于其再婚后的個人財產？ 本案二審法院審查認定，再婚后購買的房屋及車輛全款來源于被繼承人再婚前的個人財產，未與再婚妻子財產混同，登記在被繼承人名下的房屋及車輛，屬于婚前財產轉化而來，仍屬于其個人財產。

如何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 在實踐中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主要看是否符合民間借貸關系的構成要件。 一是借貸合意，即款項交付的原因必須是雙方認可的借貸行為，這也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首要前提。如雙方存在認識偏差或一方對借貸合意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 二是款項交付，即雙方應實際交付了合意中確定的金額，這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借款未實際交付或實際交付數額與借款憑證載明的不一致，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實際交付情況認定法律關系成立與否、利息如何計算。 司法實踐中，對借款是否實際交付及交付數額的審查，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遵循。但對借貸合意的審查，因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且沒有統一標準，導致部分案件中“經手人”“介紹人”對非基于借貸合意的款項交付承擔償還責任。 因此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 法院會綜合審查借貸合意和款項交付，從而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

如何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 在實踐中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主要看是否符合民間借貸關系的構成要件。 一是借貸合意，即款項交付的原因必須是雙方認可的借貸行為，這也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首要前提。如雙方存在認識偏差或一方對借貸合意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 二是款項交付，即雙方應實際交付了合意中確定的金額，這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借款未實際交付或實際交付數額與借款憑證載明的不一致，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實際交付情況認定法律關系成立與否、利息如何計算。 司法實踐中，對借款是否實際交付及交付數額的審查，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遵循。但對借貸合意的審查，因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且沒有統一標準，導致部分案件中“經手人”“介紹人”對非基于借貸合意的款項交付承擔償還責任。 因此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 法院會綜合審查借貸合意和款項交付，從而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