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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糾紛案件中舉證責任倒置原則適用淺析
孔孟廷律師2021.12.28457人閱讀
導讀：
所謂拆遷糾紛，是指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的民事糾紛，主要包括拆遷補償安置糾紛和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糾紛。本文試從舉證責任的實質及當前拆遷糾紛案件舉證責任分配的現狀入手，對我國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問題作一初步探索。因此，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平等舉證原則并不公平，不能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那么拆遷糾紛案件中舉證責任倒置原則適用淺析。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所謂拆遷糾紛，是指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的民事糾紛，主要包括拆遷補償安置糾紛和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糾紛。本文試從舉證責任的實質及當前拆遷糾紛案件舉證責任分配的現狀入手，對我國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問題作一初步探索。因此，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平等舉證原則并不公平，不能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關于拆遷糾紛案件中舉證責任倒置原則適用淺析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房產糾紛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所謂拆遷糾紛，是指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的民事糾紛，主要包括拆遷補償安置糾紛和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糾紛。前者是指拆遷當事人對補償形式、補償金額、安置房面積、安置地點、搬遷過渡方式和過渡期限等經協商達不成一致而產生的民事爭議。后者是指在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簽定后，因當事人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協議而產生的糾紛。隨著我國城市市政建設、舊城區改造以及房地產市場的不斷發展，這類糾紛日益增多。在拆遷糾紛引起的案件中，由于主體的形式平等性和主體對該法律關系內容的協商一致性，決定了該類糾紛具有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因此在審判實踐中，對該類糾紛多適用民事案件的舉證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但事實證明，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平等的舉證原則，不利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因為拆遷糾紛案件作為民事案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本文試從舉證責任的實質及當前拆遷糾紛案件舉證責任分配的現狀入手，對我國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問題作一初步探索。
一、舉證責任的實質及拆遷糾紛案件中舉證責任分配的現狀
舉證責任是特定的訴訟當事人依法律規定對一定的待證事實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法律設置舉證責任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在案件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法院應當如何作出裁判的問題，即解決這種真偽不明狀態引起的不利訴訟結果的歸屬問題。舉證責任的實質是法律預先設定的一種法律后果，即當一定事實是否存在難于查明而法院又需作出裁判的情況下，依法推定由承擔舉證責任一方承擔敗訴后果的法律制度。舉證責任的設定本身就體現著一種法律價值的選擇，表現為在特定情況下對特定的當事人一方給予更充分的保護。
城市房屋拆遷，事關國家及千萬城鎮居民的切身利益，制約著城市經濟的發展，甚為各界關注。但迄今為止，國務院1991年發布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是我國唯一的規范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問題的全國性法規。該法規適應計劃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帶有較重的計劃體制色彩。在上海，從1991年開始，市政府相繼頒布了《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上海市危棚簡屋改造地塊居住房屋拆遷補償安置試行辦法》等一系列行政規章，對規范上海的城市房屋拆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總體上看，目前在審判實踐中適用的房屋拆遷行政法規、規章效力層次較低，政策性強、內容上偏重實體權利的規定。有關程序方面的規定甚少，對舉證責任分配問題更是未曾涉及。
實踐中，通行的做法是將拆遷糾紛視為平等民事主體之間因利益沖突而引發的民事糾紛，在司法程序上適用民事訴訟法，在舉證責任上采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但拆遷糾紛案件是現代化城市建設過程中出現的我國特有的民事案件，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引起拆遷補償安置法律關系的是房屋拆遷主管部門批準拆遷和發布拆遷公告，這一行為本身代表著國家意志，被拆遷人對此并無選擇的自由。其次，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作為拆遷糾紛法律的主體，也是依行政法規、規章確定的，當事人之間并無選擇的自由。再次、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表面上是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主體，但這種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并非實質上的平等。因此，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平等舉證原則并不公平，不能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
二、拆遷糾紛案件中舉證責任倒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有以下根據。其一這是由拆遷糾紛案件自身的特征決定的。首先是主體事實上的不平等性。拆遷糾紛中，拆遷人多是具有相當經濟實力、擁有專業知識和相關經驗的組織，被拆遷人則往往是缺乏專業知識、缺乏組織的能力微弱的個體。且在實踐中，從協議的訂立到履行，基本上由拆遷人進行操作，合同條款也是由拆遷人格式合同形式提出，被拆遷人地位被動并無太大的選擇余地，往往出現拆遷人為求效率違規操作現象。如有的拆遷人在拆遷過程中對被拆遷人采取一哄二騙三嚇唬等手段迫使被拆遷人拆遷；有的拆遷人在協商過程中對被拆遷人許下種種口頭承諾，在之后引起的糾紛中又一口否認；有的拆遷人在被拆遷人交付私房征求意見書時不出具收據，在糾紛涉訟時則以未收到為由使被拆遷人喪失保產權利；有的拆遷人以章在單位事后加蓋為由簽協議時不與被拆遷人同時蓋章并將協議全部拿走而不將協議書原件甚至復印件交付被拆遷人，便利其事后添加內容；有的拆遷人甚至以一條龍服務為由要求被拆遷人將私章交付拆遷人處使糾紛涉訟時協議真假難辯。似此種種，不勝枚舉。因此二者在訂立及履行協議的過程中事實上是不平等的。其次是加害對象的廣泛性。傳統民事案件，相對方都是特定的、個別的，比較單純直接。而在拆遷糾紛案件中，被拆遷人往往是一個人數眾多、有著共同利益但又缺乏組織性的群體。因此作為加害對象一方，他們是不特定的、廣泛而又復雜的。特別是1992年以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房地產業迅速崛起，舊城改造速度大大加快，這一群體還有日益擴張的趨勢。此外，拆遷糾紛還因其涉及的對象是關系市民身家性命的房產而在嚴重性上不同于其他民事糾紛。最后是大量侵害行為的隱蔽性和合法性。由于拆遷法規、規章效力層次不一，數量龐雜，變動性較大，一般市民很難對其有一個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在訂立協議時，被拆遷人往往只能依據拆遷人出具的法規或提供的意見。實踐中還存在拆遷人的種種違規操作。這些一經合同簽字蓋章成立生效即具有隱蔽性和合法性。在之后引起的拆遷糾紛案件中被拆遷人因專業知識的缺乏和力量的單薄往往難以對此舉證。其二，舉證責任倒置能更好地體現拆遷法規的立法精神。我國的拆遷安置制度是住房福利化的產物，因此拆遷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福利性的色彩。可以說拆遷安置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種體現，它對改善人民居住條件起到了積極作用。如《上海市危棚簡屋改造地塊居住房屋拆遷補償安置試行辦法》第五條規定：“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積人均不足10平方米，按照人均10平方米計算。”第七條規定：“被拆遷人戶中有領取獨生子女證的獨生子女的，可以在按照本辦法第五條和第六條規定的計算標準進行安置以外，再增加建筑面積10平方米，但獨生子女已經結婚的除外。”拆遷安置的福利性特征決定了拆遷法規必然注重對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有利于更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權益，能促使拆遷人更好地依法訂立和履行合同。這與拆遷法規的立法精神是不謀而合的。[page]
在拆遷糾紛的民事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有其實施的客觀基礎，因為民事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在我國已有先例可循。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倒置的民法理論基礎在于無過錯責任。它始于1904年頒布的《德國民法典》。起因在于，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人們發現在諸如產品質量、環境污染等領域的民事糾紛中，由于當事人雙方地位的差異、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力量的懸殊，要求當事人負擔平等舉證責任對處于劣勢的社會公眾一方是極不公平的。因此在這些領域適用舉證責任倒置以強化對弱者的保護。我國在吸收先進經驗的基礎上，也通過立法明確確立了無過錯責任。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即規定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6種侵權訴訟：因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高度危險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建筑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及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此外，在我國產品質量法中也確立了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在特殊領域的民事糾紛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經立法確立后，審判實踐中已適用數年，無論是當事人還是審判人員對其都有了足夠的認識和積累，這為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提供了客觀可能性。
三、拆遷糾紛案件中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的具體適用
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并不意味著將舉證責任全部推向被告一方，要求被告承擔終極的舉證責任。筆者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是指拆遷人就被拆遷人所起訴或在訴訟過程中提出的拆遷人的違法操作或造成損害己方是否具有過錯而依法承擔的最初一輪的舉證責任。主要表現是：其一，被拆遷人須為自己的訴訟請求提供使其能夠成立的必要證據。如：被拆遷人須證明權利受損害事實的存在，證明權利受損程度如何以及拆遷人在拆遷過程中存在違法操作可能給自己造成的損害。被拆遷人無須證明拆遷人的違法操作必然給自己造成損害或導致協議無效。此時舉證責任轉移給拆遷人，拆遷人須舉證自己并無過錯或損害系由原告或第三人的行為所致，否則將承擔敗訴的后果。其二，將拆遷人舉證證明了自己無過錯、操作不違法或損害系由原告或第三人的行為所致，則舉證責任將又轉移給原告，此時原告不能主張舉證責任倒置而免除自己的舉證義務。因為法律規定倒置的是拆遷人就其是否有過錯而承擔的起始輪的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倒置原則涉及的是雙方當事人之間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并不意味著法官不能在當事人所舉的證據以外主動收集證據。當事人舉證與法院查證之間并不矛盾。它們都是查清事實正確裁判的基礎。尤其在當前情況下，當事人囿于知識、財力、信息等方面原因，舉證能力有限，對有些證據如涉及國家秘密、人事檔案、行政執法部門卷宗材料等無權收集，因此法院查證還是十分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發布的《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一款即明確了法院查證的范圍。包括：1?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調取證據的申請和證據線索的；2?應當由人民法院勘驗或者委托鑒定的；3?當事人雙方提出的影響查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材料相互矛盾，經過庭審質證無法認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認為需要自行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其第二款則明確了后果承擔，即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這一規定將民事訴訟中法院查證與當事人舉證相銜接，使訴訟主體各方的舉證責任以及后果負擔更為明確。
綜上所述，在拆遷糾紛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符合法律保護弱者的精神，能更好地體現社會正義。在現階段既有必要性又有相應的客觀基礎。另外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的適用中，應注意既要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權益，又要避免侵害拆遷人的合法權益；既要充分調動當事人舉證的積極性，又要發揮法官調查取證的主觀能動性。
(作者單位：上海市南市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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