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協議中約定將夫妻共同共有的房產贈與未成年子女，離婚后一方在贈與房產變更登記之前是否有權予以撤銷？

本案中，被告與被繼承人屬于再婚夫妻，繼承案件中，被告提出追加其再婚前所生育的女兒作為本案繼承人參與分割遺產。經查，其女兒在被告再婚時已成年，并未與被繼承人形成有撫養關系的繼父母子女關系，法院予以駁回被告該項請求。判斷繼父母子女之間是否享有繼承權，以是否形成撫養關系為標準。

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師費誰承擔? 在建工案件中發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訴后，在合同未約定律師費、保全費的情況下，能否主張律師費和保全費?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審審查中給出回應。 法院經審理查明—— 2015年，萬某掛靠在華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產對此明知，仍與之簽訂《工程承包意向書》，將舊城改造工程發包給沒有施工資質的萬某。 2016年，宏星房地產與華宇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其后華宇公司與萬某簽訂《內部承包協議書》，將舊城改造項目轉包給萬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萬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結清工程款，也未辦理竣工驗收。 萬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華宇和宏星承擔連帶責任，支付工程進度款686萬，律師費20萬，保全費用2.7萬及逾期利息1657萬。 一審法院判決—— 支持386萬的工程款及相應利息請求;就律師費和保全費，因律師費、訴訟保全擔保費均為萬某在訴訟過程中自行支出的訴訟成本，該費用雙方未有明確約定，且非因訴訟必須產生的費用，故其主張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關于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學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確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但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款的，應予支持”之規定，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某支付工程款。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某支付工程款386萬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關于一審判決對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認定是否正確的問題。本院認為，關于萬某主張的律師費200000元的問題。 盡管萬某與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對律師費的承擔并無約定，但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經被擅自使用的情況下，仍以各種理由抗辯，拖延承擔支付工程款義務，屬不誠信的訴訟行為，造成了司法資源的額外消耗和萬學才的額外支出。 且萬某因此次訴訟發生的律師費，既是其為對抗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為的額外支出，也是其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故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萬某主張的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問題。本案訴訟系因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萬學才工程款引起，萬某為實現其債權，申請財產保全，并以保險公司提供保全保險的方式進行財產擔保，系萬某為實現其債權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費用，屬于萬某的損失。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決，宏星房地產和華宇公司支付萬某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其它項予以維持。 華宇公司和宏星房地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 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是否應承擔律師費的問題。萬某因訴訟所發生的律師費和保全費屬于確定發生的支出，原審法院認為案涉工程已經實際交付使用，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拒不支付相應的工程款以致引發本案訴訟，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學才支付萬某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所支出的費用并無不當。 故對宏星公司、華宇公司主張不應承擔律師費的再審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曾經炙手可熱的教培行業，在“雙減”政策后一落千丈。 有的項目投資人剛剛交費，還沒來得及開展業務，就被狠狠“潑了一盆冷水”，這種情況下，加盟費還能退嗎? 1加盟培訓機構遇難題 步入退休年齡的張阿姨一直非常熱愛教育行業，想著正好利用退休時間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與家里人多次商量后，張阿姨計劃開展課外培訓班，女兒劉女士對母親的想法非常支持。于是在2019年12月，張阿姨與北京某教育有限公司簽訂《***美術中心特許經營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約定教育有限公司授權張阿姨在約定期限內使用其經營資源在天津市某市區經營所許可的業務。張阿姨先后向教育有限公司支付特許經營費15萬元、兩年特許權使用費共4萬元，另支付培生項目定金1000元。但協議簽訂后沒多久，2020年全國疫情暴發，線下培訓班紛紛關門停業，行業勢頭不斷下滑。而此時，張阿姨多次與項目負責人電話、微信溝通開業地點，教育有限公司始終未能確定張阿姨的經營場所位置，導致張阿姨無法按照協議約定正常經營。 2創業選擇行業至關重要 屋漏偏逢連夜雨，疫情還未完全散去，國家又在2021年突然發布“雙減”政策，根據相關政策規定，張阿姨無法取得開辦運營加盟分中心所需的辦學許可證及營業執照等。培訓班未開業就“涼涼”，張阿姨心里也開始打退堂鼓，于是在2021年8月，她向教育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先生發微信，多次提出“希望和總部商量一下退出加盟工作事宜”，武先生回復說會安排人員聯系，但一直沒有解除合同，也沒有給張阿姨退費，就這樣不了了之。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此事就成了張阿姨的心病。為了減輕張阿姨的焦慮與無助，女兒劉女士主動承擔解決問題的重任，積極幫助母親尋求法律幫助。 3解決退費同時解決情緒問題 在2022年2月，劉女士找到北京天用律所，希望能幫助母親要回費用。天用律師仔細研究資料后，發現張阿姨與教育有限公司簽署的協議中，有多個條款對我方當事人來說十分不利。與劉女士溝通情況后，她有點想要放棄，對案件信心不足，天用律師鼓勵她說：“毛主席曾說過，做最壞的打算，盡最大的努力。我們一定會全力爭取，勝利的希望還是有的!你不信我，還不信毛主席嗎?”天用律師的一番話點醒了劉女士，也激勵了她重拾信心。做任何事都是有風險的，但要相信律師的專業能力，積極配合、共同努力，才能獲得勝利。資料準備、立案程序在有序進行中，而在此期間，劉女士非常焦慮常常夜不能寐。她的焦慮一方面來自母親對于本案的各種擔憂與喋喋不休地嘮叨，另一方面自己處于離婚狀態，獨自撫養孩子，而前夫拒不支付經濟補償金與撫養費，導致自己養育孩子經濟壓力非常大。兩方面的心理壓力使劉女士憂思過度，陷入輕微抑郁的狀態。她頻繁給天用律師發微信訴苦，言語間也曾透露出“生活太難了，活著沒意思……”這種危險的信號。天用律師在辦案的同時，總是抽出空閑時間對劉女士給予暖心安慰和耐心開導，甚至在劉女士心情極度消極的時候，天用律師特意到劉女士所在地見面溝通。“你是女兒，也是母親，要擔負起家庭的責任，不能這樣消極下去!面對困難也要堅強起來，給自己的孩子做一個好榜樣!”......或許是天用律師的真誠解開了劉女士的心結，在精神上極大鼓舞了她，自此與她溝通案件情況，很明顯看出她比之前變得樂觀與積極。終于迎來了開庭的日子，劉女士與天用律師一同參加了庭審。天用律師在庭審中表明，自協議簽訂后，因教育有限公司無法確定我方當事人的經營場所的坐落位置，且取得特許經營資質是簽署特許經營協議書的基礎，但教育有限公司無相關資質及因“雙減”政策落地后無法辦理辦學許可證及營業執照，致使雙方之間簽訂的《協議書》目的無法實現，所以教育有限公司應將相關費用退還給我方當事人。面對天用律師舉證的協議、信息查詢樣本、微信聊天記錄、轉賬記錄、錄音等十幾項證據，法官十分認可，一審判決雙方解除合同，教育有限公司退還張阿姨全部費用。 4是律師也是人生導師 在困難與挑戰面前，天用律師表現出專業與不屈，最終獲得了勝訴! 天用律師不僅解決了張阿姨一家人的法律難題，同時也給了她們母女精神上的激勵與振奮，讓她們看到了生活充滿陽光與美好的一面!張阿姨與劉女士特意為天用律師送來一面錦旗!律師的職責不僅是解決法律難題，更是對當事人的一種人生救贖!后續張阿姨又把自己親戚遇到的法律難題委托給天用律所，這就是專業與口碑的魅力!

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