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立法應當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確認為可撤銷的合同，同時對幾類特殊的合同直接確定為有效合同。但對民法通則所規(guī)定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的效力問題，新合同法未作規(guī)定。本文結合實務中的糾紛，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合同的效力問題發(fā)表些淺見。關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合同效力之研究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關鍵詞: 締約能力/合同效力/可撤銷合同

內容提要: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合同的效力問題合同法未予規(guī)定，均按照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認定為無效并不利于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權益的保護，也不利于鼓勵交易，維護交易安全。我國立法應當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確認為可撤銷的合同，同時對幾類特殊的合同直接確定為有效合同。

合同法實施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為無效合同近似于公理而鮮有人懷疑，此點也為民法通則和經濟合同法等法律所肯認。民法通則與經濟合同法所規(guī)定的無效合同的范圍比較寬泛，使一些不應當被宣告無效的合同也作為無效合同處理，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利益，造成了財產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新合同法對無效合同的范圍作了限縮規(guī)定，嚴格區(qū)分了無效與效力待定的合同、無效與可撤銷合同，將民法通則第58條無效合同中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乘人之危訂立的合同等規(guī)定為效力待定的合同或可撤銷的合同。但對民法通則所規(guī)定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的效力問題，新合同法未作規(guī)定。合同法施行后，如何認定此類合同的效力，引起了爭論。本文結合實務中的糾紛，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合同的效力問題發(fā)表些淺見。

一、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合同糾紛類型化分析

根據(jù)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審判實踐中，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合同糾紛表現(xiàn)為兩類: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訂立合同引發(fā)的糾紛和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訂立合同引發(fā)的糾紛。

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訂立的合同主要是一些金額不大或與其生活有關的合同，主要包括:

1．訂立買賣合同:如購買文具、食物、買票看電影等。此類糾紛，多是因為未成年人的父母認為價格較高、質量不好而主張合同無效，而賣方多以此類物品之購買系與未成年人生活學習緊密相關、合同內容不違反未成年人的生活常識、未超出其智力認知能力為抗辯，主張合同有效。

2．訂立運輸合同:如乘坐公交車、出租車、火車等交通運輸工具。主張此類合同無效的糾紛，主要是一些問題兒童離家出走，父母以承運方未嚴格審查購票兒童年齡為由，主張合同無效，要求賠償。此類案件，家長之所以不提起侵權之訴，其原因在于舉證責任的分配不同，合同法對運輸合同的免責事由有明確規(guī)定，除這幾種免責事由外，違約責任的承擔適用無過錯原則，家長只需證明未成年人走失與乘坐運輸工具有因果關系即可；如果提起侵權之訴，作為一般侵權行為，則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家長無法證明承運方存有過錯，更無法證明承運方的售票行為與兒童走失存有因果關系。

3．訂立服務合同:如餐飲合同，游覽合同。

4．訂立一些純獲利益的合同。如接受贈與。由于最高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對此有明確規(guī)定，對法定代理人主張無效的請求，受訴法院都不予支持，而是認定合同有效。

5．訂立寫作、出版合同。此類合同，實際均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糾紛也多發(fā)生在法定代理人與相對人之間，未成年人只不過是名義上的當事人。

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訂立的合同引發(fā)的糾紛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類合同:

1.買賣合同:此類合同最為常見，小到日用品，大到房屋汽車。

2.借款合同:主要是與銀行訂立的借款合同，常常還有保證人擔保。

3.供暖、物業(yè)管理合同:多是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與相對方訂立了供暖合同或物業(yè)合同，因拖欠供暖費、物業(yè)費而被訴至法院。

4.勞動合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隱瞞精神病史，與用人單位訂立勞動合同，合同期滿，用人單位解除合同時，勞動者則以自己患有精神病為由拒絕解除合同。

5.運輸合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乘坐交通運輸工具，因其中途下車走失，其法定代理人訴至法院，要求確認合同無效。

在涉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合同糾紛中，因未成年人引發(fā)的合同糾紛并不多見，而涉精神病人合同糾紛卻屢見不鮮。究其原因，自然人締約能力的認定，各國法一般采取兩個標準:即年齡標準和精神標準，[1]民法通則也從之。未成年人的行為能力以年齡作為判斷標準，雖然說自然人個體的特質有所不同，但一般說來，年齡與智力的發(fā)展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10歲以下的兒童，不僅智力未發(fā)育成熟，而且身體也未發(fā)育成熟，合同相對人從身體外觀上容易發(fā)現(xiàn)其是未成年人，故訂立合同時稍加注意即可防止；精神病人的行為能力的判定則以精神正常為標準，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智力不健全，其精神是否處于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狀態(tài)，合同相對人自外觀不易判斷，因此，涉精神病人的合同成訟較多。

在因未成年人訂立合同所引發(fā)的糾紛中，合同相對人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案例尚未發(fā)生，均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合同無效；在因精神病人訂立合同所引發(fā)的糾紛中，既有相對人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也有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向法院起訴確認合同無效的，其中以后者為眾。精神病人雖然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但通常仍然能夠處理日常事務，相對人不易知道其系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事實，所以一旦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訴至法院，相對人多以精神病人訂立合同時精神狀態(tài)與常人并無二致為由，主張合同有效。相對人主動要求確認合同無效的，其動機的正當性值得懷疑，多數(shù)情況下并非保護精神病人的利益，而是意圖通過確認合同無效謀取自身的利益，如在房屋買賣合同中，合同訂立后，房屋價格上漲，相對人想另賣他人牟取高利，故主動申請合同無效。

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合同糾紛的處理

由于合同法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締約能力及合同效力的立法缺失，受訴法院在法律適用上無一例外地援引民法通則第58條和合同法第52條第（5）項的規(guī)定確認合同無效。隨著糾紛的增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無效的判決的合理性引起了爭論，民法通則一刀切式的規(guī)定也遭到了人們的質疑。特別是合同法將本屬于民法通則無效合同范疇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從無效合同規(guī)定為效力待定合同后，對與此性質相類似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締約能力及合同的效力未作規(guī)定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三、對民法通則第58條第1項規(guī)定的反思

合同的效力即合同的有效性，指合同可約束當事人以及可通過法院獲得強制執(zhí)行的效果。[2]從兩大法系主要國家法律的規(guī)定看，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合同要達到符合當事人意愿的法律效果，必須符合若干要求，這些要求在不同法系中大體相同。這就是:（1）合同當事人應有相應的締約能力；（2）內容合法；（3）意思表示要真實；（4）合同形式應符合法律的要求。”[3]合同既然是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產物，這就要求該表意人具有相應的意思表示能力和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能力。理智地形成意思的能力，在民法上稱為行為能力。自然人具備了行為能力，即可通過自己的意思表示（而不僅僅通過代理人的意思表示）構建其法律關系。[4]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的要件，在學理上又被稱為“有行為能力原則”或“主體合格原則”，[5]由于任何合同都以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為基礎，并且以產生一定的法律效果為目的，如果一個自然人尚不能或不完全能預見自己行為的后果并為之負責，而法律承認根據(jù)其意思而成立的合同的法律約束力，就有可能給其帶來不利益，甚至會成為惡意者謀取利益的犧牲品。[6]正如此，各國民法大都將行為人有無行為能力作為區(qū)別法律行為有效與無效的條件。我國民法通則也將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作為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的條件之一。我國合同法第9條也規(guī)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這就在法律上設立了締約能力制度。[7]

具有行為能力是規(guī)則，欠缺行為能力則是特別規(guī)定的例外。正如德國學者所言:“將行為能力的欠缺等同于具體地、理智地形成意思能力的欠缺，本來倒是一種合乎邏輯的做法。然而這種做法卻與法律交往要求的簡便性和安全性格格不入。一個人在從事每一項法律行為之前，不可能對行為相對人或行為對方進行某種形式的'成熟測試'.因此，民法典對行為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形進行了類型化。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真正地以從事法律行為的行為人的具體判斷能力作為考察標準”。[8]自然人的締約能力主要受兩種因素的影響，當事人是否已經成年和當事人智力是否健全。據(jù)此，各國法律多將自然人分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關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的效力，各國和地區(qū)的規(guī)定多有不同。在德國，7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所為的意思表示無效。[9]《日本民法典》第4條規(guī)定:未成年人實施法律行為，須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但是，可以單純取得權利或免除義務的行為，不在此限。違反這一規(guī)定的行為，可以撤銷。該法第7、9條規(guī)定:對處于心神喪失常態(tài)的人，家庭法院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的親屬、監(jiān)護人、保護人或檢察官的請求，可以實行禁治產宣告。禁治產人的行為，可以撤銷。但同時該法第122條規(guī)定:如果禁治產人在進行交易時，監(jiān)護人為承認之表示，其行為有效。在我國香港，合同法規(guī)定:精神病人及醉酒人訂立的合同并非都無效，對于涉及必需品的合同是有效的，但當事人可以撤銷合同。在美國，根據(jù)普通法院在早期的審判實踐中創(chuàng)立的規(guī)則，當合同一方是未成年人時，該合同可以由未成年人撤銷。這意味著，當合同一方是未成年人時，合同可以成立，但未成年人可以以自己的選擇否認合同的效力；關于因精神缺陷無締約能力的精神病人訂立的合同的效力，美國法院曾經判決，一方為精神上無能力的人的合同是無效的，因為這種合同缺乏雙方主觀上的合意。然而，在現(xiàn)代的審判實踐中，美國法院通常判決，此種合同不是無效的，而是可由精神上無能力的一方撤銷。這一規(guī)則被《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5條采納。今天，僅有少數(shù)州的制定法保留了規(guī)定此類合同無效的規(guī)則。還有一些法院判決，法院宣告的被監(jiān)護的無締約能力者在監(jiān)護期內與他人訂立的合同是無效的。[10]由此可見，有的國家規(guī)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無效，有的國家規(guī)定為可撤銷的合同。我國民法通則第58條則規(guī)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一律無效。隨著時間的演進，這一規(guī)定在適用于具體案件時，日漸顯出弊端，此種整齊劃一的規(guī)定是否妥適頗值探討。

首先，完全否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合同的效力，理論上的科學性值得懷疑。在解決有關當事人締約能力的問題上，法律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在兩種基本的利益之間實現(xiàn)一種平衡:一方面對缺乏締約能力的當事人應給予特殊的保護，正如阿蒂亞所言:“如果有人要問，規(guī)定關于未成年人訂立合同的行為能力規(guī)則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它可能得到的答復是:要保護未成年人，使他們不至于由于自己缺乏經驗而受到損害？？，還可能得到的答復是，防止未成年人由于借錢或賒購貨物而負擔債務。”[11]另一方面，對他方當事人的期待利益、信賴利益和恢復原狀的權益也給予適當?shù)谋Ｗo。我國長期以來對問題的第一方面重視有余，而對第二方面保護不足。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導致審判實踐中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一律按無效合同處理，厚此薄彼，背離了締約能力制度本身的雙重價值。行為人具有行為能力僅為其合同完全有效的條件，而不具有締約能力或不具有完全締約能力并不意味著合同絕對無效，而屬于可撤銷的合同。如果立法作此種規(guī)定，則實現(xiàn)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對方當事人兩種基本利益的平衡。較之民法通則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行為的完全否定，更能全面反映民事生活的實際情況。

其次，完全否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合同的效力，在實踐中也難以自圓其說。現(xiàn)實生活中，未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實際上多半欠缺獨自進行交易的能力，其所訂立的多是一些生活日用品合同，重大合同的簽訂由法定代理人代理為之，加之身體外觀等情況，相對人誤信其有締約能力而與其訂立合同的可能性甚小。無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情形則大相徑庭。精神病人通常仍然能夠處理日常事務，有的甚至從事正常工作，對其訂立的合同一概宣布為無效，未必就是保護之道。按照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無行為能力人從事的購買、乘坐交通工具、勞務等行為均為無效，這與我國社會中的習慣觀念、公正觀念和一般法制觀念相矛盾。現(xiàn)實生活中廣泛存在的未成年人日常必需品購買、精神病人乘坐交通工具等現(xiàn)象必然意味著這樣的一種觀念:此類合同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受法律約束的，否則合同相對方當事人將拒絕向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出售物品和提供服務。如果法律一方面認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無效，另一方面又在實踐中認可上述合同的效力，那么，此類法律規(guī)定的實際意義何在？[12]為了克服民法通則上述僵化規(guī)定的弊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3條至第5條又進一步規(guī)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接受獎勵、贈與、報酬，他人不得以行為人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為由，主張以上行為無效”，由此形成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從事的部分法律行為有效的規(guī)則。實際上，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這一規(guī)定，是對羅馬法的一種原始回歸。早在古羅馬時期，羅馬法就規(guī)定兒童（7歲以上的未適婚人）不經監(jiān)護人同意，只能為純獲法律利益的行為（如接受不附負擔的贈與），否則，它們可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13]

2世紀中葉，這一規(guī)則被改為:兒童若未經監(jiān)護人同意而為法律行為的，應在他們所得利益范圍內負擔義務。[14]

即使在現(xiàn)代，采取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合同無效規(guī)定的國家和地區(qū)，也多作有“純獲利益行為有效”、“日常必需品購買有效”、“特定營業(yè)行為有效”和“行為有效”等例外規(guī)定[15].

盡管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有限度地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實踐中的其他交易行為，不論該行為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是否有利，一律不發(fā)生效力，立法政策上是否妥適，有待探討。

最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一律按無效處理，勢必造成財產的不必要損失和浪費，也有違合同法鼓勵交易的原則。從經濟學的角度講，訂立合同的目的，是雙方通過合同的履行，實現(xiàn)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而實現(xiàn)在當事人看來效率的最大化。為了實現(xiàn)效率最大化，防止合同在履行中有可能發(fā)生的履行風險，當事人要經過要約、承諾等討價還價過程，要為履約作出準備，而要約、承諾、為履行做準備都是有成本的，都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錢和精力。當合同履行前期所支出的成本小于履行所獲得的效益時，這個合同是有效率的，為當事人和社會創(chuàng)造了財富和價值；當合同履行前期所支出的成本大于履行所獲得的效益時，這個合同是無效率的，其浪費了當事人和社會財富和資源；當合同履行前期所支出的成本等于履行所獲得的效益時，這個合同的效率是零，沒有為當事人和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和價值。第一種情況是當事人訂立合同所期望的，也是合同法所鼓勵的。合同一旦被確認為無效，就要按照恢復原狀的原則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相互返還已經履行的財產或賠償損失的責任。相互返還財產不僅意味著當事人為履行已經支付的費用不能得到補償，訂約目的不能實現(xiàn)，而且這種相互返還將會增加不必要的返還費用，從而造成財產的損失和浪費。[16]

而且宣告合同無效，將使當事人的財產狀況恢復到合同訂立前的狀況，這會導致一些本來不應當被消滅的交易被消滅，無法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發(fā)展，從而不符合鼓勵交易的原則。可見，在現(xiàn)代社會，“無行為能力制度過分偏重保護其本人時，則會產生給對方意外的損失，甚至威脅到一般經濟交易的安定”[17]

四、效力待定抑或是可撤銷——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合同效力制度之重構

有行為能力原則及其效力規(guī)定的目的并不在于禁止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行為，而在于保護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利益和衡平合同相對人的利益，從而維護交易的安全。鑒于民法通則第58條的規(guī)定存有上述弊端，筆者認為，我國應當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規(guī)定為可撤銷的合同。

按照我國學者的觀點，可撤銷的合同又稱為可撤銷、可變更合同，是指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因意思表示不真實，法律允許撤銷權人通過行使撤銷權而使已經生效的合同歸于無效。[18]

把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確定為可撤銷的合同，將是否主張撤銷的權利留給撤銷權人即無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由其決定是否撤銷合同。法院應對此類合同的撤銷問題采取不告不理的態(tài)度。這不僅實現(xiàn)了對意思表示能力不充分的人予以完全的保護，而且也克服了目前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規(guī)定為無效合同所產生的當合同相對人一方認為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與己不利時濫用無效請求權主張合同無效的弊端，從而實現(xiàn)鼓勵交易、促成交易、維護交易安全的目的。

由于現(xiàn)行合同法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確認為效力待定的合同，據(jù)此，有的學者主張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也規(guī)定為效力待定的合同。[19]

此種主張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認為，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確定為可撤銷的合同有利于維護合同的穩(wěn)定性，也更利于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利益。

首先，效力待定合同是指于合同成立時是否發(fā)生效力尚不能確定有待于其他行為使之確定的合同。這類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關生效要件的規(guī)定，因此其效力能否發(fā)生，尚未確定，須經有權人表示承認才能生效。而所謂承認，是指權利人表示同意無締約能力人、無代理權人、無處分權人與他人訂立有關合同。同意是一種單方意思表示，無須相對人的同意即可發(fā)生法律效力。權利人的承認與否決定著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在權利人尚未承認以前，效力待定合同雖然已經訂立，但并沒有實際生效。所以，當事人雙方都不應做出實際履行，尤其是相對人如果知道對方不具有代訂合同的能力和處分權，則不應當做出實際履行，否則構成惡意，將導致其不能依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財產。效力待定合同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實踐中許多這類合同在訂立后無論是尚未履行還是處于履行當中、已經履行完畢，其效力均處于不確定狀態(tài)，在權利人作出承認的意思表示之前，大量的合同的效力處于真空狀態(tài)，這會使雙方當事人意欲建立的合同關系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甚至有可能會危及交易安全。而可撤銷合同在未被撤銷以前仍然是有效的，對于可撤銷合同，撤銷權人有權決定是否提出撤銷。如果撤銷權人未在規(guī)定的期限內行使撤銷權，或者撤銷權人僅僅要求變更合同的條款，并不要求撤銷合同，則可撤銷合同仍然有效，當事人仍應依合同規(guī)定履行義務。任何一方不得以合同具有可撤銷的因素為由而拒不履行其合同義務，這就使合同所要確立的法律關系處于確定和穩(wěn)定狀態(tài)，有利于實現(xiàn)合同當事人訂約的目的和交易的安全。

其次，從合同法第47條的規(guī)定看，欠缺締約能力的當

事人訂立的效力待定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在合同效力問題上均享有一定的權利:法定代理人的追認權和相對人的催告權。但合同法對追認權和催告權的行使期間未作任何規(guī)定，特別是對法定代理人的追認權的行使未作期間限制，這意味著法定代理人在任何時期都可以行使追認權，而在未追認之前，合同效力一直處于未定狀態(tài)，一旦法定代理人長期不行使追認權，將使合同效力長期不確定，這會損害相對人的利益。誠然，為解決法定代理人長期不追認的問題，合同法賦予相對人以催告權，但催告權的行使是以相對人知道合同對方當事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為前提的，這一前提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對某些未成年人的案件也可能適用，但正如前文所言，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締約能力的判斷是十分復雜的，特別是當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是精神病人時更是如此，絕大多數(shù)案件中，相對人不知道對方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在不知道合同對方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情況下，催告權的行使便沒有前提。因此，催告權制度并不能很好地解決法定代理人不追認的問題。相反，合同法撤銷權行使的一年除斥期間的規(guī)定卻可以有效地防止撤銷權人長期不行使撤銷權的問題，即使其不行使撤銷權超過了除斥期間，也不影響合用的效力。

總之，當合同一方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時，該合同可以由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撤銷。這意味著，當合同一方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時，合同成立并有效，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依自己的選擇否認合同的效力。具體言之，如果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拒絕履行合同，另一方當事人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強制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履行合同義務，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以其無締約能力為抗辯理由；如果其已經履行了合同，可以對相對人提起訴訟，主張撤銷合同，請求對方返還財產；如果雙方均履行了合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仍然可以主張撤銷合同。反之，如果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主張撤銷合同，另一方當事人就要受合同約束，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規(guī)定為可撤銷的合同的結果是:當合同的履行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有利時，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請求強制履行合同，反之，當合同履行對其不利時，它可以主張撤銷合同。

客觀地說，即使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全部規(guī)定為可撤銷的合同，也不能完全保護合同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也不利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因此，在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確認為可撤銷合同的同時，可結合審判實踐，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下列合同確定為有效合同:

1.純獲利益的行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接受獎勵、贈與、報酬，他人不得以行為人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為由，主張以上行為無效。在這些合同中，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只能獲得利益，不會遭受損失，應當確認為有效合同。考慮某種行為是否是純獲利益的行為，主要不在于是否可能給未成年人帶來某種利益，關鍵要看是否給未成年人施加負擔，尤其要考慮這種負擔的承擔最終是否給未成年人獲取利益。如果負擔與獲得的利益相比，明顯不相稱，未成年人獲得的利益遠遠高于其承受負擔所遭受的不利益，那么這種合同可以認為是純獲利益的合同。[20]

2.日常生活必需的行為:在英美法中，有所謂必需品理論，即:必需品是與未成年人的生活條件？？和與其在出售和交付時的實際需要相適應的物品。因此，何謂“必需品”，應以未成年人的經濟能力、身份、地位、職業(yè)等各種情況為標準來判斷。[21]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當可以從事一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交易，否則會限制其行為的自由，也會給其生活帶來不便。

3.在法定代理人確定的目的范圍內從事的行為:此種交易，實際上已獲得法定代理人的事前概括同意，應當認定為有效。如，未成年人考試成績突出，父母允許其購買大型玩具，數(shù)碼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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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李永軍著:《合同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頁。

[2]王軍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2、86頁。

[3] [蘇]那雷什金娜著:《資本主義國家民商法》（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頁。

[4] [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頁。

[5]董安生著:《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頁。

[6]李永軍著:《合同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頁。

[7]嚴格說來，對締約能力的要求既包括自然人訂立合同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也包括法人訂立合同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本文只探討自然人的民事行為能力問題。

[8] [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頁。

[9]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04條和105條。

[10]王軍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2、86頁。

[11]阿蒂亞:《合同法概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頁。

[12]董安生著:《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頁。

[13]李雙元、溫世揚主編:《比較民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頁。

[14]周彤著:《羅馬法原論》（上），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22頁。

[15]我國臺灣地區(qū)郵政法、電信法、簡易人壽保險法做有類似的規(guī)定。

[16]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39頁。

[17]參見《外國民法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198頁。

[18]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63頁。

[19]李永軍著:《合同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頁。

[20]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