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用案例】官司贏了，被執行人仍不還錢，怎么辦？丁女士與王某是多年的朋友關系，進入四十不惑年齡的王某，近年間卻不務正業，養成了游手好閑、沉迷賭博的惡習。2022年初，王某以家庭生活需要為由多次向丁女士借款。 2022年1月23 日，在王某的花言巧語下，丁女士頭腦一熱，以自身征信為王某辦理了貸款事宜，王某全程指導丁女士通過銀行轉賬、微信轉賬、現金存款等多種方式將貸款轉入王某指定的賬戶。 上述操作一氣呵成，等丁女士冷靜下來多方思考方知自己是被騙了!好在丁女士幡然醒悟，并及時進行補救措施，她強烈要求王某出具欠條，確認截至2022 年1 月30 日，王某共欠付丁女士借款金額730000元，逾期月息為 1.2%，且承諾完全由王某承擔所有貸款費用并按銀行分期要求償還貸款。 雖然手里握著欠條，丁女士仍然沒有能夠高枕無憂!借款到期后，王某隨即開始拖延還款，丁女士多次催討，王某未全額還款，僅償還了123000元，且王某事后承諾給丁女士的30000元借名貸款報酬費也未支付。 因王某嚴重違約的不誠信行為，丁女士面臨著巨額還貸壓力，經濟上與心理上均遭受重創。丁女士為了盡快要回借款，找到北京天用律所咨詢委托。 天用律師指導丁女士收集各方面的證據并積極準備訴訟資料，立案至法院。在天用律師的全力爭取下，法院主持調解，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王某分期進行償還丁女士 67萬元、貸款委托費 3 萬元、律師費 11萬元、保全擔保費 1000 元。 官司贏了，本以為王某會乖乖還款，萬萬沒想到雙方達成調解書后，王某一直未予履行還款責任，還以種種理由拖延!本案在北京西城法院審理，天用律師催促法院做了幾次與被執行人王某的談話，讓法官親自見證被執行的言而無信與蔑視法律的威嚴，為后來的拘留埋下了伏筆! 在一次約定好的談話中，被執行人又出爾反爾，這下徹底惹怒了法官。天用律師趁勢申請拘留被執行人，得到批準!最終被執行人被拘留15天。 后來經過天用律師和解談判，被執行人現行每月還款5000元，丁女士對天用律師的盡職盡責非常感動，對此結果也很滿意，給天用律所送來了錦旗!

【案例分析】約定利息超過法定限額，借款人可否主張返還？2021年2月9日，楊某因為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向楊某科借款30000元，約定月利率2%，楊某科當天通過微信向楊某支付了30000元借款，楊某收到借款后向楊某科出具了借條，并馬上向楊某科轉賬3000元作為利息。從2021年3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楊某通過微信轉賬方式，分15次共計轉給楊某科27000元。 2021年8月28日，楊某科在向楊某催討其他債務時，楊某的姑父劉某誤以為楊某科在催討27000元這筆債務，遂自作主張代楊某又向楊某科支付了27000元，楊某科當即將楊某出具的借條交給劉某，由劉某將借條銷毀。楊某認為，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8月28日期間，楊某科收取利息共計27000元，其中多收取利息 24747元。楊某向楊某科多次討要多支付的利息，但楊某科拒不退還，楊某訴至法院。 法院審理后認為，該案爭議的焦點在于，楊某科是否收取了超過法律規定上限部分的利息，并且楊某科收取該部分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據。 首先應當確定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的本金金額。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當天，即支付給楊某科3000元，按照一般交易習慣，利息應當在借款之次日開始計算，故該3000元應當認定是償還的楊某科的本金，楊某科實際支付給楊某的借款本金應當認定為27000元。 其次應當確定楊某、楊某科之間的利息計算標準。楊某、楊某科約定的月利率2%過高，應當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布的2021年2月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3.85%的四倍，即為15.4%計算，楊某科所收取的楊某利息，超過部分不受法律保護，楊某科應當返還給楊某。 最后，應當計算出楊某應支付給楊某科的利息，結合楊某已經支付的本息，確定楊某科應當返還多收取的金額。27000元本金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按照年利率15.4%計算的利息為1940元。2021年7月27日至2021年8月28日，該1940元的利息計算為25元。楊某姑父在2021年8月28日代替楊某向楊某科支付27000元，多支付25035元，該款應當由楊某科返還給楊某，但楊某起訴只要求楊某科返還24747元，法院予以支持。

　　生活中這類案件時有發生，男女雙方在戀愛期間相互贈送禮物和金錢來表達情意和祝福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愛情中，雙方應當保持一定的理智，不要把金錢作為衡量感情的標準，也不要被感情沖昏頭腦。為了避免雙方在分手后產生經濟糾紛，情侶之間的轉賬可進行備注款項性質并保留相關書面證據，以免日后產生糾紛。 　　如果能夠查明轉賬款項用途，雙方對此產生爭議時該如何認定戀愛期間轉賬的性質?一般來說，如果轉賬留言或紅包描述中，或在款項支付的前后聊天記錄中，表明款項是借款，那么可以認定為借款，在分手后，可以就相關款項要求對方返還。在特殊節日里轉賬的有特殊意義的數額，除非有證據證明是借款，否則法院無法支持要求返還的訴求。而戀人間的正常消費、密集、瑣碎的轉賬、來往可視為一般贈與，在分手后，也不能要求返還。 　　現實中還有一種情況，雙方往來款項超過日常生活交往等一定合理限度，數額較大，一方主張是為促使雙方締結婚姻關系而給付的財物時，人民法院綜合考慮雙方當地習俗、給付的時間和方式、財物價值、給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實認定上述給付是否屬于彩禮性質，從而依法作出裁判。 　　法條鏈接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條 　　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條件，但是根據其性質不得附條件的除外。附生效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生效。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失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條 　　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條 　　贈與可以附義務。贈與附義務的，受贈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條 　　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 　　(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近親屬的合法權益; 　　(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 　　贈與人的撤銷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行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五條 　　撤銷權人撤銷贈與的，可以向受贈人請求返還贈與的財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七條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 　　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債務的，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

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師費誰承擔? 在建工案件中發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訴后，在合同未約定律師費、保全費的情況下，能否主張律師費和保全費?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審審查中給出回應。 法院經審理查明—— 2015年，萬某掛靠在華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產對此明知，仍與之簽訂《工程承包意向書》，將舊城改造工程發包給沒有施工資質的萬某。 2016年，宏星房地產與華宇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其后華宇公司與萬某簽訂《內部承包協議書》，將舊城改造項目轉包給萬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萬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結清工程款，也未辦理竣工驗收。 萬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華宇和宏星承擔連帶責任，支付工程進度款686萬，律師費20萬，保全費用2.7萬及逾期利息1657萬。 一審法院判決—— 支持386萬的工程款及相應利息請求;就律師費和保全費，因律師費、訴訟保全擔保費均為萬某在訴訟過程中自行支出的訴訟成本，該費用雙方未有明確約定，且非因訴訟必須產生的費用，故其主張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關于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學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確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但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款的，應予支持”之規定，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某支付工程款。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某支付工程款386萬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關于一審判決對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認定是否正確的問題。本院認為，關于萬某主張的律師費200000元的問題。 盡管萬某與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對律師費的承擔并無約定，但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經被擅自使用的情況下，仍以各種理由抗辯，拖延承擔支付工程款義務，屬不誠信的訴訟行為，造成了司法資源的額外消耗和萬學才的額外支出。 且萬某因此次訴訟發生的律師費，既是其為對抗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為的額外支出，也是其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故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萬某主張的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問題。本案訴訟系因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萬學才工程款引起，萬某為實現其債權，申請財產保全，并以保險公司提供保全保險的方式進行財產擔保，系萬某為實現其債權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費用，屬于萬某的損失。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決，宏星房地產和華宇公司支付萬某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其它項予以維持。 華宇公司和宏星房地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 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是否應承擔律師費的問題。萬某因訴訟所發生的律師費和保全費屬于確定發生的支出，原審法院認為案涉工程已經實際交付使用，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拒不支付相應的工程款以致引發本案訴訟，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學才支付萬某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所支出的費用并無不當。 故對宏星公司、華宇公司主張不應承擔律師費的再審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元甲普法：空置房要交物業費嗎?答案來了! 空置房到底要不要交物業費?答案是：要交!因為物業服務具有公眾性空置房業主也享受到了物業服務。 此前，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物業合同糾紛案件房屋空置拒不繳納物業費的當事業主楊某敗訴被判交納拖欠的物業費! 業主房屋空置5年不交物業費 物業公司起訴! 2015年5月，楊某在湖南省平江縣某小區購買了一套住宅并辦理了收房手續。同年，楊某與物業公司簽訂了物業服務協議。 此后，由于楊某一直未交納物業費，物業公司多次致電和書面催交，但楊某以未真正入住為由拒不交納物業費。 2020年9月，物業公司將楊某起訴至湖南省平江縣人民法院，要求楊某支付物業費，并承擔近千元的違約金。 楊某辯稱，其房屋在交付后一直處于閑置狀態，既未對房屋進行裝修，也未居住或使用，根本未享受過物業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務，所以不應支付物業費和違約金。 而物業公司堅稱，雖然楊某的房屋處于閑置狀態，但物業公司仍為其房屋的安全、公共設施的維護、小區的整體綠化和保潔提供了服務，故楊某理應交納物業費，并承擔違約金。 法院判決 業主應按合同支付物業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楊某作為業主，物業公司依據雙方簽訂的合同，為楊某提供物業服務，因此，當事人之間系物業服務合同糾紛，楊某應按物業服務合同及相關規定向原告交納物業費。 楊某辯稱辦理入住手續后未實際居住，未享受過物業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務，所以不應支付物業費和違約金的主張，不予采納。 依據《合同法》第六十條(現《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判決楊某支付2015年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的物業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地方立法空置房物業費打折，與上位法不一致，應予以糾正) 審理法官怎么說? “交納物業費是業主應承擔的一項基本合同義務。”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 經書面催交，業主無正當理由拒絕交納或者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內仍未交納物業費，物業服務企業請求業主支付物業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物業服務企業已經按照合同約定以及相關規定提供服務，業主僅以未享受或者無需接受相關物業服務為抗辯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溫馨提示 物業服務具有公眾性，它的價值在于在滿足公共性服務的同時，達到對整個居住環境品質的提升，最終體現對業主個體的服務價值。 物業費的構成包括保潔費、保安費、綠化費等，大部分是為全體業主公共部分的管理、共用設備設施維護的費用，并非針對專門某個業主的服務。 雖然房屋空置，但小區衛生仍需天天清潔打掃，公共秩序必須時時巡查維護，所有設施設備如電梯、消防等費用也要正常支出。 根據《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條規定，業主應當按照約定向物業服務人支付物業費。物業服務人已經按照約定和有關規定提供服務的，業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無需接受相關物業服務為由拒絕支付物業費。 《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