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約定利息超過法定限額，借款人可否主張返還？2021年2月9日，楊某因為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向楊某科借款30000元，約定月利率2%，楊某科當天通過微信向楊某支付了30000元借款，楊某收到借款后向楊某科出具了借條，并馬上向楊某科轉賬3000元作為利息。從2021年3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楊某通過微信轉賬方式，分15次共計轉給楊某科27000元。 2021年8月28日，楊某科在向楊某催討其他債務時，楊某的姑父劉某誤以為楊某科在催討27000元這筆債務，遂自作主張代楊某又向楊某科支付了27000元，楊某科當即將楊某出具的借條交給劉某，由劉某將借條銷毀。楊某認為，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8月28日期間，楊某科收取利息共計27000元，其中多收取利息 24747元。楊某向楊某科多次討要多支付的利息，但楊某科拒不退還，楊某訴至法院。 法院審理后認為，該案爭議的焦點在于，楊某科是否收取了超過法律規定上限部分的利息，并且楊某科收取該部分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據。 首先應當確定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的本金金額。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當天，即支付給楊某科3000元，按照一般交易習慣，利息應當在借款之次日開始計算，故該3000元應當認定是償還的楊某科的本金，楊某科實際支付給楊某的借款本金應當認定為27000元。 其次應當確定楊某、楊某科之間的利息計算標準。楊某、楊某科約定的月利率2%過高，應當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布的2021年2月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3.85%的四倍，即為15.4%計算，楊某科所收取的楊某利息，超過部分不受法律保護，楊某科應當返還給楊某。 最后，應當計算出楊某應支付給楊某科的利息，結合楊某已經支付的本息，確定楊某科應當返還多收取的金額。27000元本金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按照年利率15.4%計算的利息為1940元。2021年7月27日至2021年8月28日，該1940元的利息計算為25元。楊某姑父在2021年8月28日代替楊某向楊某科支付27000元，多支付25035元，該款應當由楊某科返還給楊某，但楊某起訴只要求楊某科返還24747元，法院予以支持。

【元甲案例】婚內欠款一定是夫妻共同債務嗎?離婚時怎么分割? 2016年，80后的劉先生與90后的林女士經介紹認識，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育一子。 然而，在他們原本幸福美滿的生活背后，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悄然降臨。自從孩子出生后，家庭開銷逐漸加大，由于兩人工作收入較低，夫妻倆人覺得網店生意能賺錢，于是在2019年，兩人經過協商入駐了網購平臺經營一家網店。原本希望開網店能夠賺錢彌補家庭開支，但沒想到由于兩人對于經營網店沒有經驗，沒過多久網店生意虧損欠了十萬塊錢。年輕的小夫妻大手大腳花錢習慣了，再加上養育孩子花銷不斷增長，林女士和劉先生開始入不敷出。 掉入網貸的深淵無法自拔 兩人在金錢的壓力下開始了網貸之路。2019年至2022年期間，林女士先后從××貸、××優品、××月付、×音、××白條、××花、××易、××借條、××卡、××花唄、××分期、××借等十幾個平臺進行借款，同時林女士還向親人分別借款12萬元、3.1萬元、3萬元等多筆借款。起初，這只是用來應對臨時的金錢周轉難題，但在一次次的還貸壓力之下，他們發現貸款的數額越來越大，利息也越來越高。于是二人開始刷信用卡、借網貸用于償還欠款，加上日常生活開銷較大，只能拆東墻補西墻，債務及利息越積累越多。至此，林女士尚有網絡平臺債務19萬余元及他人欠款18萬余元，劉先生為了給林女士償還平臺債務，刷自己信用卡及向他人借款28萬元。網貸的債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欠越多，兩個人矛盾越來越大，原本融洽的家庭氛圍也開始惡化。 高額債務到底由誰承擔 林女士責怪劉先生在家庭財務上的管理不善，劉先生則覺得林女士過于揮霍浪費。漸漸地，他們之間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爭吵和長時間冷戰。 最終，兩人決定結束這段感情，但在誰承擔家庭債務的問題上爭吵不休，誰也不愿意多承擔債務，因此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在此情況下，劉先生起訴至法院要求離婚，且要求28萬元債務由林女士自己來承擔。但是林女士自己名下有37萬余元債務，實在是無力承擔，于是找到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團隊，希望元甲律師能夠幫助自己談判，希望劉先生名下的債務由劉先生自己承擔。 調解離婚 債務各自承擔 元甲專案組開始指導林女士收集證據資料，準備應訴。在起初階段，劉先生態度非常堅決，不接受庭前調解。 庭審過程中，元甲律師據理力爭，指出無法證明這個債務屬于林女士的個人債務，而且林女士這邊的債務金額更高，需要分割公積金、養老保險等財產。在元甲律師積極向法院爭取調解下，最終迫使劉先生同意調解離婚，雙方達成協議，劉先生的個人債務由劉先生自己來承擔。成功調解離婚后，林女士及全家人都很開心，表示“元甲律師為他們排憂解難，調解結果達到了心理預期，壓在心里的一塊大石頭終于落地了，元甲律師真是個精英團隊”!

2022年7月23日，在北京市昌平區某小區院內，50多歲的趙女士和兒子、兒媳、孫子一家人晚飯后悠閑散步。 趙女士在踩到一個看起來外觀完好的井蓋時，不料井蓋竟然發生了180度翻轉，致使趙女士墜入7米深的污水井中。 趙女士家人立即向消防隊求助，將趙女士從深井中解救出來并送往醫院搶救。經診斷，墜落深井造成趙女士胸椎骨折、腰椎骨折、脛骨平臺骨折、踝關節骨折等全身多處損傷。 出院之后，趙女士及家屬多次找物業公司溝通賠償款的事情，但是物業公司認為“趙女士要的賠償款過高，而且物業公司已經墊付了醫療費28萬元”，不同意對趙女士進行合理賠償。 委托專業人員才能安心休養 趙女士的家人對于物業公司拒絕賠償的態度非常氣憤，但是也無計可施。一家人為了賠償的事情急得焦頭爛額，導致趙女士無法安心養傷，子女也無法安心工作。 經過一家人商量后，一致決定委托律師來辦理，這樣既能更快速地要回賠償款，傷者及家人也能節約時間，各自安好。 經過充分的咨詢溝通，在2022年9月2日，趙女士正式委托北京市元甲律所幫助自己拿到應得的賠償。 元甲律所專案組研究案情，積極指導趙女士準備錄音、現場照片、醫療費用票據等各類證據材料，將物業公司訴至法院主張合理賠償。 03物業公司擔責 獲得滿意賠償 為了避免物業公司對趙女士傷殘情況不認可，元甲律師為趙女士申請了訴中傷殘鑒定和三期鑒定。 經鑒定趙女士的傷情構成一處九級傷殘，一處十級傷殘，傷殘賠償指數25%;建議誤工期為210日、護理期為120日、營養期為120日。 庭審過程中，物業公司為了逃避自身責任，辯稱“趙女士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應當對損害后果承擔部分責任”。 因此，本案最大的爭議焦點為責任的承擔問題。 針對責任問題，元甲律師專業解析，并具體分析事故發生過程： 事故發生時，雖然未天黑，但涉案井蓋位于小區居民日常通行的道路上，外觀完好，看不出任何異樣，也沒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標識，任何人經過井蓋都無法知悉井蓋損害的情況，無法對此作出判斷并采取措施，故趙女士作為小區居民不應當承擔責任。 而物業公司作為小區的管理者，未進行安全排查，在明知井蓋位于主干道常年被貨車碾壓損壞的情況下不作為，導致趙女士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理當承擔全部責任。 法官十分認可元甲律師的庭審意見，一審法院判決物業公司承擔全部責任，趙女士不承擔責任，由物業公司除已墊付的醫療費28萬元，另外賠償趙女士52萬余元。 趙女士以及家人對賠償金額表示非常滿意!歷經一年的時間，元甲專案組溫暖陪伴當事人及家人度過了每一個艱難的時刻，常常幫助、總是安慰，終于圓滿解決了他們的難題! 律師點評 只有委托專業律師，對案件進行專業的分析，才能制定對當事人最有利的策略，最大限度為當事人爭取利益。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