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出自《道德經》）體現了老子“由易入難、由細至大”的哲學思想，對企業管理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1. 戰略層面：分解目標，化難為易 啟示：宏大目標需拆解為可執行的小步驟。 應用：將長期戰略分解為階段性目標（如年度/季度計劃），降低執行難度。 采用“敏捷管理”或“OKR工具”，通過關鍵結果（KR）的細化推動總體目標（O）實現。 案例：豐田的“精益生產”通過持續小改進（Kaizen）實現效率質變。 2. 執行層面：注重細節，夯實基礎 啟示：細節決定成敗，系統性工程依賴每個環節的精準落實。 應用： 建立標準化流程（SOP），確保基礎動作規范（如麥當勞操作手冊）。 通過“PDCA循環”（計劃-執行-檢查-改進）持續優化細節。 案例：華為“狼性文化”中強調“點滴積累”，連會議紀要的格式都嚴格規范。 3. 創新層面：從小處切入，漸進式突破 啟示：顛覆性創新往往始于微小的改進。 應用： 鼓勵員工提出“微創新”（如生產線工具改良）。 采用“MVP（最小可行產品）”模式快速試錯（如微信初期僅聚焦通訊功能）。 案例：亞馬遜從在線書店擴展到全球巨頭，每一步都基于用戶需求的細微洞察。 4. 團隊管理：培養“積微成著”的思維 啟示：員工能力提升和企業文化塑造需從小事積累。 應用： 通過“1%進步法則”（每日改進1%）培養團隊習慣。 用“小事賦能”：讓員工從負責具體任務中獲得成就感。 案例：星巴克通過“伙伴文化”（如尊重每位員工的意見）提升凝聚力。 5. 風險控制：防微杜漸，規避系統性風險 啟示：小問題可能引發大危機，需早期干預。 應用： 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如財務現金流周報、客戶投訴24小時響應）。 推行“5Why分析法”追溯問題根源（如豐田生產線故障排查）。 6. 領導力：以身作則，從小事傳遞價值觀 啟示：領導者通過細節行為影響組織文化。 應用： 高管參與基層工作（如阿里“百年湖畔”新員工培訓）。 通過“象征性行動”傳遞價值觀（如任正非自己排隊打車體現平等文化）。 老子的智慧提醒企業：偉大源于對簡單的堅持，卓越來自對細節的執著。在VUCA（多變、不確定、復雜、模糊）時代，這一思想更能幫助企業穩扎穩打，構建長期競爭力。

當案件轉入刑事流程，作為家屬要盡可能地為肇事方爭取刑事撤案或 #不起訴 。 案件移送檢察院后，交通肇事罪如何能爭取到不起訴決定呢?先看案例: 案情:潘某駕駛貨車與被害人楊某發生碰撞，致使楊某顱腦受傷，當日經搶救無效死亡。經交警認定潘某負本起事故的主要責任，楊某負本起事故的次要責任。后潘某被公安機關傳喚歸案，并將本案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有利情節:①事故發生后，潘某在事故現場報警并等待交警處置。②潘某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協議，并全部履行，取得被害人家屬的諒解。 結果:檢察機關認為潘某構成交通肇事罪，但犯罪情節輕微，具有自首、認罪認罰情節，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決定對潘某甲不起訴。 李律有話說: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交通肇犯罪中想爭取不起訴，主要考慮以下情節:①犯罪嫌疑人積極認罪、悔罪; ②積極賠償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親屬損失，取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親屬諒解; ③在發生交通事故后，沒有逃逸，在案發現場積極撥打120急救電話，盡力挽救被害人生命，積極撥打122或110報警，等待警察處理。 ④其他可作考慮的情節(如:犯罪前科、接受安全駕駛等法治教育、從事社區公益服務、交通志愿服務12:07 南京李軒律師 關注 等待交警處置。②潘某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協議，并全部履行，取得被害人家屬的諒解。 結果:檢察機關認為潘某構成交通肇事罪，但犯罪情節輕微，具有自首、認罪認罰情節，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決定對潘某甲不起訴。 李律有話說: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交通肇犯罪中想爭取不起訴，主要考慮以下情節:①犯罪嫌疑人積極認罪、悔罪; ②積極賠償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親屬損失，取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親屬諒解; ③在發生交通事故后，沒有逃逸，在案發現場積極撥打120急救電話，盡力挽救被害人生命，積極撥打122或110報警，等待警察處理。 ④其他可作考慮的情節(如:犯罪前科、接受安全駕駛等法治教育、從事社區公益服務、交通志愿服務等) 但需注意:存在以下情形的一般不作不起訴處理:①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②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 ③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并確因安全裝置原因導致事故發生的;④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車輛而駕駛的;⑤嚴重超載駕駛的; ⑥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⑦交通肇事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

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

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條件： （1）行為必須齊備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的基礎條件。 （2）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觀條件。逃避法律追究，包括逃避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追究。實踐中，行為人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離開事故現場（包括但不限定于事故現場），應當認定行為人具有逃逸法律追究之主觀目的。 （3）客觀上有逃離的行為，且逃離行為可能影響到對被害人的救助、導致事故損失的擴大、妨害民警對事故的查處。如果行為人的“逃離”沒有影響其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之法定義務的履行，則不應認定其“逃離”行為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從而不應承擔交通肇事罪加重之刑罰。

什么情況下會被“終身禁駕”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終生禁駕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一、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規定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對此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認定。 二、是構成犯罪。被終生禁駕者在重大交通事故中負主要責任或全部責任，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特殊情況下，同等責任的也可以構成交通肇事罪。 三、是造成交通事故后實施了逃逸行為，其目的是故意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 而對于一般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只能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條的規定對逃逸人進行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拘留15日的處罰。 而我們常見的駕駛人被處以“終身禁駕”處罰的，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構成犯罪的，二是飲酒后或醉酒駕駛機動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

??妻子在車上安裝定位，侵犯的是丈夫的隱私權還是個人信息利益？ 丈夫在本案一審主張其隱私權以及個人信息利益受到侵犯，一審法院認定妻子侵犯的是丈夫的隱私權，妻子上訴對此予以否認。本院認為： ??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隱私權是自然人所享有的重要的人格權利。而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 ??因個人信息之“信息”范圍涵蓋的多樣性，其不可避免的與隱私權中的私密信息發生交叉重合。但盡管如此，也不可將隱私權中私密信息保護與個人信息保護同等看待。 ??個人信息側重保護自然人的信息決定自由，只有經過自然人同意以及不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時，他人方可以依法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自然人的個人信息。 ??而隱私權側重于保護信息的內容，即未經他人同意，不得以拍攝、窺探、公開等方法獲取自然人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信息，或干擾他人的私生活安寧。 ??可見，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存在著細微的差別。在具體案件中，應該結合加害人的主觀目的、手段方法等綜合判定。 本案中，依據現有的證據顯示，妻子主張其于2020年9月17日在丈夫名下雪佛蘭牌轎車（車牌號：京xx）排氣管后面安裝定位器，目的在于隨時知曉車輛位置。妻子與丈夫屬于夫妻關系，通常情況下，如果安裝定位器用于車輛安全保護，大可不必向相對方予以隱瞞。 由于妻子對其行為無法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釋，因此，合理的分析就是，其安裝定位器目的在于探知丈夫的行蹤信息等。 ????但是，如果行為人收集他人的行蹤信息不在于獲取相關數據，而是為了窺探該行蹤信息背后所隱含他人的私生活秘密，由此就進入了隱私權的保護范圍。 從庭審中可以得知，妻子與丈夫的夫妻關系已出現裂痕，亦進行了婚姻訴訟。聯系到本案，在無其他合理解釋時，認定妻子通過安裝定位器獲取他人隱私的主觀目的這一事實具有高度可能性。 ????因此，妻子所侵犯客體是丈夫的隱私，而非個人信息，即以“跟蹤”的方法對丈夫私生活安寧和私密活動進行“窺探”，一審法院對此認定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