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

離婚時要注意：商業保險也是可以分割的共同財產之一

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條件： （1）行為必須齊備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的基礎條件。 （2）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觀條件。逃避法律追究，包括逃避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追究。實踐中，行為人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離開事故現場（包括但不限定于事故現場），應當認定行為人具有逃逸法律追究之主觀目的。 （3）客觀上有逃離的行為，且逃離行為可能影響到對被害人的救助、導致事故損失的擴大、妨害民警對事故的查處。如果行為人的“逃離”沒有影響其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之法定義務的履行，則不應認定其“逃離”行為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從而不應承擔交通肇事罪加重之刑罰。

交通肇事撞死人是賠償還是坐牢？ 一起交通事故死亡案件的發生，如果肇事司機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公安機關就會立案偵查并且追求其刑事責任，同時，作為死者家屬可以向肇事司機主張死亡賠償金。因此，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滿足一定條件的話，即便賠償了也要坐牢。值得一提的是，賠償雖然不決定但是影響刑事犯罪的量刑，換言之，不賠償一定坐牢，賠償了也會坐牢，但是能減少坐牢的時間。 因為法律有規定，刑事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當事人提出申請的，法院可以主持雙方當事人協商以達成和解。在和解協議中被告人要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并真誠悔過的事實。同時還要通過向死者家屬賠禮道歉，以賠償損失等方式獲得死者家屬諒解，在賠償損失方面要寫明賠償數額與方式等。如果死者家屬愿意和解，那么便可以請求或者同意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罰。

如何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 在實踐中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主要看是否符合民間借貸關系的構成要件。 一是借貸合意，即款項交付的原因必須是雙方認可的借貸行為，這也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首要前提。如雙方存在認識偏差或一方對借貸合意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 二是款項交付，即雙方應實際交付了合意中確定的金額，這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借款未實際交付或實際交付數額與借款憑證載明的不一致，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實際交付情況認定法律關系成立與否、利息如何計算。 司法實踐中，對借款是否實際交付及交付數額的審查，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遵循。但對借貸合意的審查，因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且沒有統一標準，導致部分案件中“經手人”“介紹人”對非基于借貸合意的款項交付承擔償還責任。 因此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 法院會綜合審查借貸合意和款項交付，從而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

如何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 在實踐中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主要看是否符合民間借貸關系的構成要件。 一是借貸合意，即款項交付的原因必須是雙方認可的借貸行為，這也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首要前提。如雙方存在認識偏差或一方對借貸合意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 二是款項交付，即雙方應實際交付了合意中確定的金額，這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借款未實際交付或實際交付數額與借款憑證載明的不一致，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實際交付情況認定法律關系成立與否、利息如何計算。 司法實踐中，對借款是否實際交付及交付數額的審查，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遵循。但對借貸合意的審查，因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且沒有統一標準，導致部分案件中“經手人”“介紹人”對非基于借貸合意的款項交付承擔償還責任。 因此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 法院會綜合審查借貸合意和款項交付，從而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

如何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 在實踐中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主要看是否符合民間借貸關系的構成要件。 一是借貸合意，即款項交付的原因必須是雙方認可的借貸行為，這也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首要前提。如雙方存在認識偏差或一方對借貸合意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 二是款項交付，即雙方應實際交付了合意中確定的金額，這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借款未實際交付或實際交付數額與借款憑證載明的不一致，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實際交付情況認定法律關系成立與否、利息如何計算。 司法實踐中，對借款是否實際交付及交付數額的審查，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遵循。但對借貸合意的審查，因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且沒有統一標準，導致部分案件中“經手人”“介紹人”對非基于借貸合意的款項交付承擔償還責任。 因此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 法院會綜合審查借貸合意和款項交付，從而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