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長期怠于核查更正債務人信用記錄，以致債務人無法辦理信用卡，貸款，金融機構行為構成名譽侵權，可起訴法院要求金融機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網絡不是法外之地 客戶為希臘某律所股東，在網絡上遭受了嚴重的網絡侵權，導致律所流失了大量客戶，天用律師團隊幫助其維權成功，造謠者進行刪帖-道歉-賠償????

離婚可以要求精神賠償嗎?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一)重婚;(二)與他人同居;(三)實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五)有其他重大過錯。損害賠償分為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其中，精神損害賠償一般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侵權行為的后果等酌定賠償金額。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團隊為您提供專業的法律咨詢服務。

“世上只有媽媽好，沒媽的孩子像棵草”，這首耳熟能詳的兒時童謠，照進了現實生活，道出了再婚家庭中的殘酷一面。 本應該擁有快樂童年的小昊(化名)，自母親離世后，被父親與繼母虐待多年，造成他膽小自閉、中度抑郁，姥姥想接回小昊撫養，可以要到監護權嗎? 1歲父母離婚 與母親相依為命 2011年，在河北的某個小城鎮，李先生與王女士按農村習俗轟轟烈烈地辦理了結婚典禮，開始了同居生活，但一直未辦理結婚登記。 一年后，王女士順利生下兒子小昊，給這個小家庭帶來一份無法言表的幸福。 可是好景不長，小兩口年輕氣盛，常因雞毛蒜皮的小事激烈爭吵，后導致雙方感情破裂，甚至因離婚糾紛鬧上了法庭。 2013年8月，人民法院出具離婚糾紛民事調解書，雙方達成協議，剛滿一周歲的小昊由母親王女士撫養。此后母子倆相依為命，日子雖清貧，但也幸福。 6歲母親去世 受后媽虐待 可是命運的殘酷再次降臨到這對母子身上，2018年，王女士因病去世，年僅6歲的小昊徹底失去了母愛。 在這個還不懂生離死別的年紀，“媽媽、媽媽”的哭喊聲撕心裂肺，母親的離世對于這個單親家庭的孩子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此后，小昊被父親接回家中，但此時的父親已再婚，小昊就變成了繼母的眼中釘、肉中刺。繼母經常恐嚇、辱罵小昊，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對他進行毆打，每天只讓他吃剩菜剩飯，小小年紀的他飽受身心摧殘。 而小昊父親竟然沒有一絲父愛，他的冷血無情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父親在小昊被繼母虐待時不聞不問，不照顧小昊的生活起居，也不支付學費、醫療費。 在長期的這種惡劣生活環境中，小昊因營養不良導致身體發育遲滯，遠不及其他同齡人。而且因受虐待致使他愈發膽小自閉，講話都不敢高聲言語，已被醫院診斷為中度抑郁，嚴重影響了小昊的健康成長。 姥姥想要監護權 父親拒絕 得知此情況的姥姥對小昊心疼不已，想要接走小昊。此時小昊繼母揚言威脅，如果姥姥接走小昊就不要再送回來了，否則會遺棄甚至殺害小昊。 站在姥姥眼前的小昊完全沒有一個小朋友本該有的天真可愛，眼睛里透露出對外界的恐懼與無助，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衣物只有破爛不堪的短袖和拖鞋，其他衣物全無。 頓時，姥姥淚流滿面，十分心疼這個苦命的外孫，不知道在這四五年時間里，小昊是受盡多少的苦楚、過著怎樣的悲慘生活…… 姥姥決定要回小昊的撫養權，讓他從自閉和抑郁的陰霾中走出來，重新找回快樂的童年，但是父親卻拒絕配合辦理相關手續。 為了讓小昊能夠順利入學、健康成長，姥姥決定用法律手段捍衛外孫的合法權益，于是找到北京天用律所尋求幫助。 天用律師正義出手 成功要到監護權 聽到案件詳細情況后，小昊的不幸遭遇牽連著所有律師們的心，天用律師辦理的不僅是一個案件，更關乎一個孩子的健康成長與未來人生! 天用律所專案組更是心急如焚，面對父親怠于履行監護職責，專案組立即啟動立案程序，救小昊于水火之中。 立案成功后，天用律師多次與承辦法官溝通，但是法官表示，“這個案件很可能不會開庭審理，父親有監護權是合理的”。 天用律師與法官據理力爭：“雙方沒有結婚證，母親去世，姥姥當然可以要監護權，而且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長期遭受父親與繼母虐待，已屬侵權，本次開庭審理關乎一個孩子的健康成長和未來發展!” 利他之心與正義的力量是強大的，在天用律師的全力爭取下，案件如期開庭審理。我方拿出十足的證據，在庭審中歷數小昊父親與繼母的虐待行為。 最終法院判決，撤銷小昊父親的監護人資格，指定姥姥為小昊監護人。 案件勝訴的消息令人欣慰，孩子也如愿回到姥姥的溫暖懷抱，天用律師的堅持不懈也收獲了勝利與喜悅。 小昊姥姥特意送來一面錦旗表達感謝，希望小昊能夠順利上學、健康成長，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