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師費誰承擔? 在建工案件中發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訴后，在合同未約定律師費、保全費的情況下，能否主張律師費和保全費?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審審查中給出回應。 法院經審理查明—— 2015年，萬某掛靠在華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產對此明知，仍與之簽訂《工程承包意向書》，將舊城改造工程發包給沒有施工資質的萬某。 2016年，宏星房地產與華宇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其后華宇公司與萬某簽訂《內部承包協議書》，將舊城改造項目轉包給萬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萬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結清工程款，也未辦理竣工驗收。 萬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華宇和宏星承擔連帶責任，支付工程進度款686萬，律師費20萬，保全費用2.7萬及逾期利息1657萬。 一審法院判決—— 支持386萬的工程款及相應利息請求;就律師費和保全費，因律師費、訴訟保全擔保費均為萬某在訴訟過程中自行支出的訴訟成本，該費用雙方未有明確約定，且非因訴訟必須產生的費用，故其主張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關于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學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確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但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款的，應予支持”之規定，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某支付工程款。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某支付工程款386萬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關于一審判決對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認定是否正確的問題。本院認為，關于萬某主張的律師費200000元的問題。 盡管萬某與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對律師費的承擔并無約定，但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經被擅自使用的情況下，仍以各種理由抗辯，拖延承擔支付工程款義務，屬不誠信的訴訟行為，造成了司法資源的額外消耗和萬學才的額外支出。 且萬某因此次訴訟發生的律師費，既是其為對抗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為的額外支出，也是其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故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萬某主張的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問題。本案訴訟系因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萬學才工程款引起，萬某為實現其債權，申請財產保全，并以保險公司提供保全保險的方式進行財產擔保，系萬某為實現其債權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費用，屬于萬某的損失。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決，宏星房地產和華宇公司支付萬某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其它項予以維持。 華宇公司和宏星房地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 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是否應承擔律師費的問題。萬某因訴訟所發生的律師費和保全費屬于確定發生的支出，原審法院認為案涉工程已經實際交付使用，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拒不支付相應的工程款以致引發本案訴訟，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學才支付萬某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所支出的費用并無不當。 故對宏星公司、華宇公司主張不應承擔律師費的再審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

兒子欠錢不還可以要求父母償還嗎： 自古以來無論是“父債子償”還是“子償父債”都被道德約束為一種天經地義的行為，也深受社會廣泛認可。但隨著現代社會法制的不斷完善，是否要“子償父債”，還要根據債務糾紛的具體情況而定。 ●子女在世● 首先，子女借錢是子女與債券人之間的行為，無法對父母產生約束。 我國《合同法》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 可以看出，借款合同的約束力僅限于合同雙方，是誰的債務就該誰還，父母并無義務償還。 ●子女離世● 如果子女早逝，同時給父母留下一筆遺產被父母繼承，那么父母就需要在繼承財產價值范圍之內，對“兒子”的債務具有相應償還責任。 子女成年后欠下的債，在沒有擔保人的情況下，債權人只能要求其個人償還，父母不具有連帶責任。 但現實中，一些債主往往抓住孩子父母對于子女的疼愛，對方欠錢不還就去找對方父母要錢，甚至使用極端手段，其實這種做法往往無法獲得法律支持，有些極端的討債還會給家庭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車禍擔保人承擔的責任： 1、賠償責任：車禍擔保人的主要責任是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對受害人進行賠償。車禍擔保人應當根據保險合同的條款和條件，承擔賠償責任，并按照合同約定的方式和金額進行賠償。 2、追償責任：車禍擔保人在賠償受害人后，有權向肇事方追償。如果肇事方拒不履行賠償責任，車禍擔保人可以代替受害人向肇事方追償，并在追償成功后將追回的金額歸還給保險公司。 3、協助調查責任：車禍擔保人有責任協助調查事故的真實情況。他們可以派出專業人員進行事故調查，收集證據和相關材料，以確保賠償的公正性和準確性。

工程款糾紛怎么起訴？ 拖欠工程款糾紛起訴流程如下： 1、搜集跟涉案工程有關的全部證據材料，鑒于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周期長、投資大，大多數為隱蔽工程及專業性強等原因，所以我們在訴訟前必須花最大的精力收集、整理、分析證據資料，站在被告的、法官的角度多層次、多方位地進行全面分析，做到“知己知彼”，切忌盲目起訴； 2、證據資料準備充分后，確定訴訟方案，包括被告的選擇和訴訟請求的確定問題。在被告的選擇問題上，可以選擇合同相對方以及違法分包或非法轉包的發包人、提供擔保的當事人作為共同被告；訴訟請求可能包括請求依法解除合同，支付工程款，違約金，逾期付款利息，停工、窩工、倒運、機械設備調遷、材料和構件積壓等實際損失以及訴訟或保全費用等，根據具體案件情況進行確定； 3、確定管轄法院。首先看雙方當事人對爭議解決機構有沒有約定，沒有約定的，應當根據關于合同糾紛案件的規定處理，即以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為管轄地。通過大量的案件分析發現，當事人在提起訴訟時，訴訟請求僅為工程款和（或）利息，再加案件訴訟費，很少提及違約金、律師費、停工、窩工、倒運、機械設備調遷、材料和構件積壓等損失和實際費用。 債權人和債務人交換雙方的證據，債務人就債權人的訴求作出應答。合同任意一方當事人均可以向法院提起建設工程合同糾紛訴訟。此類訴訟的管轄法院為被告住所地法院或合同履行地法院。但是如果合同中存在有效的爭議解決條款，則需要按照該條款預訂的方式解決工程款糾紛。例如：約定了仲裁的，就應當提交仲裁解決。約定了訴訟管轄法院的，就應當向約定的管轄法院起訴。

??手機錄音遺囑有效嗎？ 錄音遺囑，是指遺囑人口述內容并用錄音器材錄制保存的遺囑?，F如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已很少用到錄音機，普通家庭也很少擁有專業的錄音設備，常用的錄音工具變成了手機。手機錄音遺囑是否有效，要看其是否滿足法律規定的錄音遺囑的生效要件。 《民法典》第1137條規定，以錄音錄像形式立的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遺囑人和見證人應當在錄音錄像中記錄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由此可見，法律并沒有對錄音設備作出專門的規定，因此用什么設備錄音并不重要。通過手機錄音訂立遺囑的，切記見證人也要在錄音中說明自己的姓名和當天的日期，否則視為沒有見證人，該份錄音遺囑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