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應認定為詐騙罪。理由如下：一、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在犯罪客體、犯罪主體、客觀方面存在不同：一是犯罪主體不同。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可以是單位，但詐騙罪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二是犯罪客體不同。詐騙罪侵犯的是公私財物所有權，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公私財物所有權和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詐騙罪只限于利用簽訂、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進行詐騙，而詐騙罪在手段和方式上則沒有限制。二、合同有多種類型，但并非任何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都構成合同詐騙罪。合同詐騙不僅侵犯他人的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立法設立該罪的目的主要是保護市場秩序，故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應是進行市場交易的一種法律行為，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才能符合合同詐騙罪“合同”的要求，因此與這種法益無關的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勞動法上的勞動合同、國際法上的國家合同以及收養、婚姻等身份關系協議、贈與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詐騙罪指的“合同”。但并不是利用買賣合同等物權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均構成合同詐騙罪，而應考慮利用合同詐騙是否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三、即時履行合同應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保護的合同范圍。即時履行合同可以是口頭形式，也可是書面形式，一般表現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種合同沒有體現出市場交易的持續性、穩定性和安全性等特征，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本意和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客體要求。在社會生活中，這種即時履行的合同很常見，如果這種行為均被定性為合同詐騙罪，會使大量的對社會不特定公眾進行詐騙的行為，都歸類于合同詐騙罪，使犯罪分子不能得到應有的處罰，同時也不符合立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