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法律人士的介入，是對合同詐騙的一種較好的預防措施。故而識別合同詐騙犯罪和明悉如何預防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合同欺詐需要負哪些民事責任?關于合同詐騙的四大利器，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合同欺詐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一、制服合同詐騙的四大利器

從長遠看，要防止合同詐騙，關鍵是建立一個誠實信用的市場體制，但就目前而言，在交易活動中特別注意以下幾點，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這類事情的出現。

第一，要特別注意考察對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動機和目的，對于急功近利的合同和利益異常豐厚的合同的簽訂，一定要從對方的角度考察其是否有合理的、正常的動機，對于當事人不正常的讓利和誘惑要保持足夠的警惕。例如房地產騙子往往吹噓其項目的豐厚和前景廣闊，而當事人要想介入則必須繳納巨額的保證金，在這種情況下，一定要有發生最壞情況的考慮，而不是僅僅看到虛擬的巨額利益。

第二，要特別注意考察對方的履行合同能力，對于不熟悉的客戶，要考察其證件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也不要被其貌似的氣勢所威懾，由于怕得罪對方而不對其資信情況、履約情況進行必要的考證。有的騙子利用外商急于通過政府官員或者工程主管辦事的心理，冒充關鍵人物進行斡旋，騙取中介費，這樣的教訓應引以為戒。

第三，對于標的金額巨大的合同，一定要對方提供履行合同的擔保，特別是擔保物權的擔保，而且要考察其擔保的物權是否存在重復抵押或者利用他人物權進行擔保的情況。

第四，要依法辦事，依照合同法的規定訂立合同、履行合同，防止上當受騙。從合同的簽訂、合同對方的資信調查到監督履行合同，均應有專業人員(如法律顧問)參加、制訂、修改、審查，這樣才能盡最大可能防止合同中可能出現的紕漏。一般來講，法律人士的介入，是對合同詐騙的一種較好的預防措施。

相關法律條文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二、合同詐騙比例有多高

1991年11月-1999年2月間，洪某伙同褚某、陳某，以安徽某市聯辦線材廠、安徽某市聯辦軋鋼廠及安徽某聯合特種軋鋼有限公司、安徽某市中外合資特鋼有限公司的名義，以高額利息為誘餌，采用簽訂虛假聯營協議、供銷合同等手段，在江蘇、安徽、浙江、湖北等4省9市，先后多次向江蘇、浙江等57家單位及個人非法集資累計人民幣4億余元，案發前歸還28000余萬元，利息8000余萬元，尚有近13000萬元未歸還。

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犯罪，在近幾年的經濟活動中屢屢發生，而由于被害人防范意識薄弱，或者為了貪圖不合法的額外利潤，往往聽信騙子的謊言，輕率支付巨款，直到上當被騙，才對自己的輕信追悔莫及。而在處理方法上，又因為不懂得合同詐騙和民事欺詐、合同糾紛的區別，往往由于職責的利害關系或者仍希望以民事方式解決，在需要報案的時刻卻提起民事訴訟，使犯罪分子得以逃脫。故而識別合同詐騙犯罪和明悉如何預防是十分必要的。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鑒定、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或者僅履行合同小部分，而對合同義務的絕大部分無履行誠意以騙取財物的行為。與刑法明確列舉的合同詐騙方法性質相同的通常有：偽造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者權利義務及受人財物的;虛構貨源或其他合同標的，簽訂空頭合同的。如行為人將暫時借來充數、并不屬于自己所有的貨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簽訂合同后騙取貨款;引誘、蒙蔽對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思簽訂合同，即行為人利用欺騙手段，誘使對方簽訂原本無意簽訂的合同(包括掩蓋嚴重影響對方預期利益的事實而與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的;作為債務人的行為人，向第三人隱瞞未經債權人同意的事實，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部分違法轉移給第三人，從而逃避債務的。常見的案例有，一些皮包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與他人簽訂供貨合同、取得對方當事人貨物、定金或部分貨款后，采取欺詐方法將合同義務轉讓給第三人，有時也通過賄買對方單位的有關負責人而取得非法的債務轉移“承諾”，待被害人發覺上當受騙時仍借故不履行合同義務，亦不返還收取的貨物、定金或貨款。

如今，虛構資信和貨源的案例也越來越多。33歲的韋振武是融安人。2001年10月，他冒充某監獄局主管基建工程的負責人，虛構欽州監獄工程對外招標，騙取了武漢某建北海分公司經理馮某的信任。11月14日，他冒用監管局名義與馮某簽訂了虛假的工程施工合同協議。從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止，他們多次以搞工程活動、送禮、接待、交納工程保質金、信譽金等名目，騙取馮某43.5 萬。另外，以“其他方法”進行合同詐騙的也不少，有的行為人利用虛假廣告和信息，誘人簽訂合同，騙取中介費、立項費、培訓費等費用的;還有的行為人假冒聯合經商、投資、合作協作名義，簽訂、履行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或者通過賄賂簽訂、履行合同，如伙同當事人采用賄賂手段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簽訂、履行合同騙取國有資產。

在所有的詐騙犯罪案件中，合同詐騙案件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從民法上講，一張借據、一張保險單，都可以成為合同的形式，合同法還規定合同還包括口頭合同的形式，但也并不是把利用這些形式的詐騙犯罪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該是指經濟合同，而且僅僅是指經濟合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關于合同詐騙罪的規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5年7月8日《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內容，而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解釋》第2條曾規定：“根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和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定，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勞動法中的勞務合同和國際法上的國家合同，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只是在具體案件中，利用合同形式詐騙不致擾亂市場秩序的，也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三、合同詐騙和民事欺詐一樣嗎

合同詐騙和民事欺詐有很大的不同。民事欺詐行為，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為真實的意思表示，使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它與合同詐騙罪的相同點是：兩者都發生在經濟交往活動中，都有明確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合同存在，根據法律規定，都屬于無效經濟合同;兩者在客觀上都采用欺騙方法，包括捏造事實、歪曲事實和隱瞞事實真相等，意圖使對方陷入錯誤。兩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狀態下行“騙”，不存在過失問題;行為人都可能對特定的財物處于不法占有狀態，即非法占有對方按合同規定能交付的“標的物”。

兩者的區別是：第一，主觀目的不同。即這兩種行為的行為人主觀故意內容不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當事人采取欺騙方法，旨在使相對人產生錯誤認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然后通過雙方履行該法律行為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實質是牟利;而合同詐騙罪雖然客觀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但行為人并沒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誠意，而是只想使對方履行那個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關系的“單方義務”，其主觀目的是直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例如沒有代理權限的人與他人簽訂合同，如果該人與對方繼續履行了合同，在履行中發生糾紛，即屬于民事欺詐;如果該人在簽訂合同后不做任何作為，只是等款到或者貨到后逃走，就屬于合同詐騙。

第二，客觀方面不同。從欺詐的程度看，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已達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來調整;而民事欺詐行為雖然在客觀上也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的限度內，而仍應由民事法律來調整。從欺詐內容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動，例如虛構公司、虛構身份、虛構貨源等;而民事欺詐行為中仍有民事內容的存在，不完全是虛構或冒充的。從欺騙的手段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意圖利用經濟合同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總是千方百計地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書，虛假的介紹信和授權委托書等，以騙取對方的信任使行騙得逞;而民事欺詐行為人一般無須假冒合法身份，欺詐行為人或者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利用對方對行業的不熟悉或者疏忽，乘機牟利。

四、合同詐騙和經濟糾紛大不同

合同詐騙和經濟糾紛也有很大區別。合同詐騙既違反《刑法》又違反《民法通則》，是刑事犯罪附帶民事違法的行為，其侵犯的客體是市場管理秩序公私財產所有權，將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雙重處罰;經濟合同糾紛則是單純違反《民法通則》的民事違法行為，侵犯的是債權，僅受控于民事法律。如經濟合同中的違約行為，即使是嚴重違約，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而是以民事判決和執行的方式進行處理。而合同詐騙一旦立案，公檢法機關都要聯合介入。如果民事審理在先，則對詐騙人刑事責任的追究優先于民事判決的效力。

合同詐騙行為人與合同糾紛當事人對財物的處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沒有將騙得的財物用于合同約定的事項上，反而將騙取的財物用于個人生活而非生產經營中，甚至進行揮霍，致使財物無法返回，有的犯罪分子還將財物用于重復詐騙。后者則一般將財物用于合同約定事項或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并沒有揮霍掉財物。

與民事詐騙類似的是：經濟合同糾紛當事人和民事詐騙的當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誠意和積極行為。一旦利益受損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當違約責任，都愿意承當違約責任。與這兩者相比，合同詐騙的行為人則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往往是拿到對方財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脫逃避對方的履約要求。

另外，兩者進一步惡化的結果不同。合同詐騙是一種比較嚴重的破壞市場經濟的犯罪行為，如果在合同詐騙過程中又犯了其他更為嚴重的罪名，則意味著有可能被國家審判機關判處死刑;經濟合同糾紛只是一般的違法，但其具備轉化為合同詐騙的潛在可能性。如果其違法行為進一步加重，則將構成合同詐騙罪。也就是說，經濟合同糾紛可以轉化成合同詐騙，而合同詐騙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轉化。

2003年4月，曾經名噪一時的深圳政華集團原總裁吳志劍，被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合同詐騙及偽造國家機關證件兩項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7年，并處罰金50萬元。吳志劍是號稱靠 800元錢闖深圳發家的傳奇人物。其公司業務從房地產到工業、商貿、現代農業無所不包，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以及美國、澳大利亞等地擁有數十家實業公司。在《新財經》評選的“中國十大富豪”中，吳排在第9位。深圳中級法院經審理查明，吳志劍主要有兩項罪行：一是在1999年11月，為應付香港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吳指使手下準備了空白產權證及“深圳市運輸局營運中心”的公章、鋼印等，偽造了國潤、奧潤、安潤等出租汽車公司名下的營運牌照產權證300多本，該行為觸犯刑法，構成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罪名之二，1999年年底，吳成立了一個小組，從事出租車融資業務，對公司的出租車經營承包合同進行修改，先后與200多名承租者簽訂承包合同，騙取租金逾億元，該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