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對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的探討就顯得極為必要。刑法第224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象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由此可知，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筆者認為，可從一下幾個方面來認定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在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利用簽訂合同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這是區分合同詐騙罪與非罪的界限之一。關于淺論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的認定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內容提要】合同詐騙罪，是目前司法實踐中的常見罪。由于該罪因其犯罪手段的特殊性、復雜性和隱蔽性，導致司法實踐中對此罪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的難度有所加大。故對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的探討就顯得極為必要。本文通對過合同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非法占有目的”、“故意的形式、非法占有的時間、共同犯罪中的主觀故意認定”的分析，提出了合同詐騙罪中主觀方面的認定的基本方法。

刑法第224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象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由此可知，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筆者認為，可從一下幾個方面來認定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

一、非法占有的認定。

在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利用簽訂合同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這是區分合同詐騙罪與非罪的界限之一。這里的非法占有，是指以欺騙手段將他人財物轉移到自己控制之下，并以所有人的身份予以保存、使用、收益或處分。在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的詐騙圖謀是利用合同得以實現的。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而言，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所以，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故意的內容必須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如果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那么即使其簽訂、履行合同的行為客觀上具有詐欺的內容，并造成對方當事人財產上較大損失，也不應以合同詐騙罪論，只能承擔相應的民事法律責任。

二、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故意形式

只能是直接故意，不包括間接故意。因為合同詐騙罪作為目的型犯罪，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為實現此目的，他對損害他人財產所有權這一犯罪結果必然持積極追求的態度。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導致對方當事人財物上的損失，而仍然希望這一危害結果的發生，其心理態度始終是一種直接故意，而不可能對詐騙的結果持放任的態度。對危害結果的出現持無所謂的態度，這顯然不符合目的型犯罪的主觀心理特征。所以，合同詐騙罪這種目的型犯罪的行為人因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主觀心理為直接故意，其欺騙行為相應地采取積極的作為方式進行，無論是虛構事實，還是隱瞞真像，都不可能表現為不作為方式， 其主觀故意也就不存在間接故意的形式 。

三“非法占有目的”認定標準

“非法占有目的”是犯罪人的主觀意圖，是一種抽象無形的心理狀態。詐騙類犯罪具有隱蔽性，行為人往往采用多種方式掩蓋其犯罪意圖，案發后多百般狡辯，因此要把握此類犯罪人的主觀心理就更加困難。本著“主觀見之于客觀”的原則，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往往要通過客觀行為來推斷。實踐中在具體處理案件時，要綜合以下幾個方面把握：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是否有實際履行能力；行為人是否采用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詐手段；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是否如約履行合同或為履行合同積極努力；行為人對于對方給付的財物如何處置；行為人未能履行合同義務的原因；行為人在違約后的表現，等等。在上述幾個方面的表現中，最能直接體現行為人是否有詐騙故意的就是“是否采用欺詐的手段”。因為其他方面的標準往往是在行為人收受財物之后的行為，如果行為人沒有實施任何詐騙的手段，那么通常合同就是生效的，對方交付財物、行為人獲取財物往往就有合法的依據。因此上述幾個判斷主觀故意的根據中，筆者認為，行為人是否采用欺詐的手段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標準，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輔助性判斷標準。在民事詐欺中，當事人采取欺騙方法，旨在使相對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即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的民事法律關系），然后通過雙方履行這個法律行為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實質是謀利。因此，在詐欺性合同中， 詐欺人主觀上并無非法占有目的，也無不履行合同的故意，其目的是采取欺詐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確立權利義務關系，從履行合同中牟取高于合同義務的利益。當然，侵權法上的詐欺，目的不僅僅限于謀取不法的財產利益。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侵權法上的詐欺行為往往僅指財產詐欺，但在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侵權法上的詐欺不僅包括詐欺侵害他人的財產權，而且包括詐欺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人身權利和其他權利。進一步講，即使是在詐欺侵害他人財產權的行為中，詐欺人的詐欺故意也不限于意圖非法占有相對人的財物，亦有可能僅僅是要使相對人的財產受損。民事詐欺的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而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故意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不包括間接故意。因為合同詐騙罪作為目的型犯罪，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為實現此目的，他對損害他人財產所有權這一犯罪結果必然持積極追求的態度。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導致對方當事人財物上的損失，而仍然希望這一危害結果的發生，其心理態度始終是一種直接故意，而不可能對詐騙的結果持放任的態度。對危害結果的出現持無所謂的態度，這顯然不符合目的型犯罪的主觀心理特征。所以，合同詐騙罪這種目的型犯罪的行為人因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主觀心理為直接故意，其欺騙行為相應地采取積極的作為方式進行，無論是虛構事實，還是隱瞞真像，都不可能表現為不作為方式， 其主觀故意也就不存在間接故意的形式 。對此有學者認為，只要行為人具有非法的目的，其簽訂合同就是無效的民事行為，合同亦無效。那么無論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是否采取了欺詐手段，也無論行為人在收受對方財物之前或之后是否采取了欺詐手段，只要收受對方財物價值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的，即可構成合同詐騙罪，因為簽訂合同本身即是行為人行騙的一種手段。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主觀歸罪之嫌。因為行為人沒有采用欺詐手段就難以認定被害人是否是基于陷入錯誤而自愿交付財物。所以在對合同詐騙罪犯罪人的主觀故意進行界定時，必須要結合行為人是否采用欺詐手段這一最根本直觀的判斷準則，并結合案件的其他情況綜合判斷。

四、犯罪故意產生的時間

關于本罪的犯罪故意何時產生，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直接故意應當包括事前故意和事中故意。有學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故意只能產生在簽訂合同時或之前。有學者認為，在對方給付財物之前，如果行為人產生非法占有目的并積極實施欺詐行為誘使對方給付財物的，則有可能構成詐騙犯罪，因為可能對方并不是基于對原合同有效性的信賴而主動按照合同履行義務，而是因欺詐而陷入錯誤認識作出財產處分的。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中，詐騙故意產生的時間條件應當是在合同簽訂之前、之時或者是合同履行過程中被害人交付財物之前。對于前者，無論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通常都不會產生異議。對于后者，有學者認為如果在合同簽訂之后產生犯罪故意，由于合同此時已經生效，因此行為人的行為是一種違約，與合同詐騙罪無關，筆者對此不能認同。行為人雖然在簽訂合同之時沒有詐騙的故意，但不排除合同訂立存在瑕疵的情況，如甲在簽訂合同時為了攬下工程，采用了欺詐的方式，但其并不具有犯罪的故意，在合同履行的過程中甲產生了詐騙犯罪的故意，乙看出其中的破綻，甲為了不使事情敗露，借用他人的設備，虛構自己的履約能力，促使乙交付預付款，最終甲將乙的預付款騙取得手。在此情形下，行為人在合同簽訂前無詐騙的故意卻采用了欺詐手段，此時合同處于一種效力待定的狀態，分析此案，這個合同實際上是有瑕疵的，根據法律的規定屬于可撤銷合同（注：假設甲使用的欺詐手段尚未損害國家的利益），合同當事人乙意識到對方在簽訂合同過程中采用欺詐手段時，其完全可以行使撤銷權使合同歸于無效，但是因為甲在合同簽訂之后產生犯罪的故意，用他人的設備作擔保，使對方陷于錯誤，之后被害人并不是基于合同而進行了交付行為，而是因為受蒙騙不行使撤銷權，并且陷入錯誤，進而作出了處分財物的行為。此時對甲的行為不能簡單地理解成一種惡意違約，其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特征，構成合同詐騙罪。此外，也不能認為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故意可以在合同履行的各個階段產生，很明顯如果在合同一方當事人依約進行了相應的給付后，行為人才產生犯罪的故意，此時由于占有財物有合法依據，不構成合同詐騙罪。根據相關情況，可以以侵占罪定罪或作其他處理。

五、共同犯罪主觀故意的認定

根據刑法第224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屬于目的犯，因此其主觀方面只包括直接故意，排除間接故意和過失。實踐中，合同詐騙罪往往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現，對于共同犯罪中主犯主觀故意僅限于直接故意并無異議，而對于從犯的主觀故意內容的要求標準則要具體分析，區別認定。如王某某合同詐騙一案。2003年初，王某某以合作開發某科學研究所院內工程為由，偽造了“某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與“某科學研究所”合作建房協議書、議定書。2003年3月，王某某在未說明工程是否真實的情況下，請托其朋友張某某冒充F商貿發展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與其簽訂上述房屋的購買協議。張某某即以“張起某”的假名在被害人馬某某、趙某某面前冒充“F商貿發展有限公司”負責人與王某某簽訂房屋買賣協議，并留下其本人的真實電話號碼，以希望待王某某工程施工后，能夠參與配套工程的施工。被害人馬某某、趙某某據此相信此工程的房屋開發前景良好，后與王某某簽訂了合作開發投資協議，并分別于2003年4月、5月投資人民幣17萬元，后王某某將該款揮霍。再如杜某某合同詐騙一案。2007年5月，杜某某找到其朋友x書店老板范某，杜某某對范某稱：兄弟想搞點錢花，你給我幫幫忙，就撐撐面子就行，其他的不用你管，事成之后，咱倆五五分。范某此時的經營狀況也不好，遂表示同意。2007年6月，杜某某與被害人李某商議簽訂圖書購銷合同，由李某向杜某某提供暢銷圖書，杜某某為騙得李某信任，帶李某到范某的書店，并謊稱自己是x書店的老板，范某假扮店員，招待了李某。6月底，杜某某與李某簽訂了圖書購銷合同，李某向杜某某發貨圖書1萬冊，杜某某在收到圖書后，將圖書低價賣出，得款10萬元，分給范某3萬元后逃匿。

上述兩個案例中，張某某、范某在他人實施合同詐騙行為的過程中，均起到了幫助作用，但主觀方面存在差異，因此二人行為的性質不同。案例1中，張某某的行為使得馬某某、趙某某對于王某某的資信情況、合作項目的前景產生了信心，才會與王某某簽訂合作協議，因此，張某某的行為在客觀上促成了王某某合同詐騙行為的得逞，且起到了重要的幫助作用。但其主觀上是否具有詐騙的故意要具體分析，此案中，張某某雖然明知假冒他人簽訂的房屋買賣協議為假，但其并不知道王某某欲與馬某某、趙某某等人投資共同開發的工程為假。此外，張某某在簽訂合同時雖用了假名，但卻留下了真實的聯系電話，其認為如果工程開發順利，自己可以和馬某某聯系電梯開發業務，這也說明了張某某對于王某某的工程為假并不明知。張某某對于冒用其他單位簽訂合同存在過錯，但是對于其行為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結果并不明知，其對于王某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也不清楚，不構成合同詐騙罪。案例2中，杜某某事先找到范某，并向范某表明“兄弟想搞點錢花”，并且提出讓范某幫忙，事后共同分贓。二人經過犯意聯絡，范某表示同意，二人具有了共同的犯罪故意，雖然范某對于杜某某意圖騙取圖書的具體數量及價值并不明知，但并不影響杜某某、范某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認定。范某的行為在客觀上也對杜某某實施合同詐騙起到了幫助作用，二人構成共犯。綜上，對于共同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的認定要把握以下幾點：第一，共同合同詐騙罪中，各共同犯罪人之間要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即通過犯意聯絡，均認識到要共同實施合同詐騙行為，并希望通過簽訂、履行合同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第二，由于刑法明確規定合同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故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為直接故意，排除間接故意和過失。在共同犯罪中，主犯的主觀方面限為直接故意不存在異議。對于從犯的主觀方面是否限于直接故意則值得討論。實踐中，一些從犯與主犯相互配合，具有共同的“非法占有目的”，在此情形下，從犯也屬直接故意；一些從犯對主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有一定認識的，但其本人并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其完全出于為主犯提供幫助便利的目的，與主犯共同實施了合同詐騙的行為，在此情形下，從犯屬間接故意，同樣可以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第三，對于共同合同詐騙罪中的幫助犯，并不要求其對于主犯犯罪故意的內容全部明知，只要其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使他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受損失的結果即可。即使其對于主犯行為具體指向的犯罪數額并不明確，也不影響對其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認定。樊暉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