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決確定債務人承擔還款責任，執行過程中債務人去世，如何讓債務人的繼承人還款？ 是申請變更執行人？還是再訴一個被繼承人債務清償糾紛？

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師費誰承擔? 在建工案件中發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訴后，在合同未約定律師費、保全費的情況下，能否主張律師費和保全費?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審審查中給出回應。 法院經審理查明—— 2015年，萬某掛靠在華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產對此明知，仍與之簽訂《工程承包意向書》，將舊城改造工程發包給沒有施工資質的萬某。 2016年，宏星房地產與華宇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其后華宇公司與萬某簽訂《內部承包協議書》，將舊城改造項目轉包給萬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萬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結清工程款，也未辦理竣工驗收。 萬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華宇和宏星承擔連帶責任，支付工程進度款686萬，律師費20萬，保全費用2.7萬及逾期利息1657萬。 一審法院判決—— 支持386萬的工程款及相應利息請求;就律師費和保全費，因律師費、訴訟保全擔保費均為萬某在訴訟過程中自行支出的訴訟成本，該費用雙方未有明確約定，且非因訴訟必須產生的費用，故其主張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關于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學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確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但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款的，應予支持”之規定，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某支付工程款。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某支付工程款386萬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關于一審判決對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認定是否正確的問題。本院認為，關于萬某主張的律師費200000元的問題。 盡管萬某與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對律師費的承擔并無約定，但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經被擅自使用的情況下，仍以各種理由抗辯，拖延承擔支付工程款義務，屬不誠信的訴訟行為，造成了司法資源的額外消耗和萬學才的額外支出。 且萬某因此次訴訟發生的律師費，既是其為對抗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為的額外支出，也是其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故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萬某主張的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問題。本案訴訟系因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萬學才工程款引起，萬某為實現其債權，申請財產保全，并以保險公司提供保全保險的方式進行財產擔保，系萬某為實現其債權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費用，屬于萬某的損失。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決，宏星房地產和華宇公司支付萬某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其它項予以維持。 華宇公司和宏星房地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 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是否應承擔律師費的問題。萬某因訴訟所發生的律師費和保全費屬于確定發生的支出，原審法院認為案涉工程已經實際交付使用，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拒不支付相應的工程款以致引發本案訴訟，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學才支付萬某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所支出的費用并無不當。 故對宏星公司、華宇公司主張不應承擔律師費的再審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悄悄將公司注銷，公司欠下的債就不用償還了嗎? 甲設備租賃處與乙建筑勞務公司建筑設備租賃合同糾紛，東港法院判決乙建筑勞務公司支付甲設備租賃處租賃費103萬元并賠償丟失設備38萬余元。 判決生效后，因乙建筑勞務公司未履行付款義務，甲設備租賃處向本院申請強制執行。 在執行過程中，因乙建筑勞務公司無財產可供執行，本院裁定終結本次執行。甲設備租賃處發現2023年4月12日乙建筑勞務公司采取簡易注銷的方式，即自行承諾注銷登記前未發生債權債務/已將債權債務清算完結的形式，被核準注銷。 甲設備租賃處向本院提起執行異議，要求追加乙建筑勞務公司的股東厲某、焦某、劉某為被執行人并對乙建筑勞務公司的債務承擔清償責任。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認為，厲某、劉某、焦某系乙建筑勞務公司的股東。甲設備租賃處與乙建筑勞務公司的糾紛在訴訟階段股東劉某代乙建筑勞務公司領取起訴狀、傳票手續，該債權經本院生效判決確認，對該債權不存在乙建筑勞務公司不知情的情況。 厲某、劉某、焦某作為乙建筑勞務公司的股東，未經清算即辦理該公司注銷登記，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執行中變更、追加當事人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對甲設備租賃處申請追加乙建筑勞務公司股東厲某、劉某、焦某為被執行人，且對乙建筑勞務公司的本案債務承擔清償責任的請求，本院予以支持。 法官說法 股東悄悄將公司注銷，公司欠下的債就不用償還了嗎?在執行中，有的公司股東自作聰明，在公司注銷時采用承諾“公司注銷前未發生債權債務或已將債權債務清算完結”的簡易注銷方式悄悄將公司注銷，并天真地認為公司欠的外債就不用償還了。 但聰明反被聰明誤，根據法律規定，作為被執行人的有限責任公司，未經清算即辦理注銷登記，導致公司無法進行清算，申請執行人有權申請追加該公司的股東為被執行人，公司欠的債反而由股東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法條鏈接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執行中變更、追加當事人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一條 作為被執行人的公司，未經清算即辦理注銷登記，導致公司無法進行清算，申請執行人申請變更、追加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為被執行人，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元甲案例】婚內欠款一定是夫妻共同債務嗎?離婚時怎么分割? 2016年，80后的劉先生與90后的林女士經介紹認識，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育一子。 然而，在他們原本幸福美滿的生活背后，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悄然降臨。自從孩子出生后，家庭開銷逐漸加大，由于兩人工作收入較低，夫妻倆人覺得網店生意能賺錢，于是在2019年，兩人經過協商入駐了網購平臺經營一家網店。原本希望開網店能夠賺錢彌補家庭開支，但沒想到由于兩人對于經營網店沒有經驗，沒過多久網店生意虧損欠了十萬塊錢。年輕的小夫妻大手大腳花錢習慣了，再加上養育孩子花銷不斷增長，林女士和劉先生開始入不敷出。 掉入網貸的深淵無法自拔 兩人在金錢的壓力下開始了網貸之路。2019年至2022年期間，林女士先后從××貸、××優品、××月付、×音、××白條、××花、××易、××借條、××卡、××花唄、××分期、××借等十幾個平臺進行借款，同時林女士還向親人分別借款12萬元、3.1萬元、3萬元等多筆借款。起初，這只是用來應對臨時的金錢周轉難題，但在一次次的還貸壓力之下，他們發現貸款的數額越來越大，利息也越來越高。于是二人開始刷信用卡、借網貸用于償還欠款，加上日常生活開銷較大，只能拆東墻補西墻，債務及利息越積累越多。至此，林女士尚有網絡平臺債務19萬余元及他人欠款18萬余元，劉先生為了給林女士償還平臺債務，刷自己信用卡及向他人借款28萬元。網貸的債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欠越多，兩個人矛盾越來越大，原本融洽的家庭氛圍也開始惡化。 高額債務到底由誰承擔 林女士責怪劉先生在家庭財務上的管理不善，劉先生則覺得林女士過于揮霍浪費。漸漸地，他們之間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爭吵和長時間冷戰。 最終，兩人決定結束這段感情，但在誰承擔家庭債務的問題上爭吵不休，誰也不愿意多承擔債務，因此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在此情況下，劉先生起訴至法院要求離婚，且要求28萬元債務由林女士自己來承擔。但是林女士自己名下有37萬余元債務，實在是無力承擔，于是找到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團隊，希望元甲律師能夠幫助自己談判，希望劉先生名下的債務由劉先生自己承擔。 調解離婚 債務各自承擔 元甲專案組開始指導林女士收集證據資料，準備應訴。在起初階段，劉先生態度非常堅決，不接受庭前調解。 庭審過程中，元甲律師據理力爭，指出無法證明這個債務屬于林女士的個人債務，而且林女士這邊的債務金額更高，需要分割公積金、養老保險等財產。在元甲律師積極向法院爭取調解下，最終迫使劉先生同意調解離婚，雙方達成協議，劉先生的個人債務由劉先生自己來承擔。成功調解離婚后，林女士及全家人都很開心，表示“元甲律師為他們排憂解難，調解結果達到了心理預期，壓在心里的一塊大石頭終于落地了，元甲律師真是個精英團隊”!

2022年7月23日，在北京市昌平區某小區院內，50多歲的趙女士和兒子、兒媳、孫子一家人晚飯后悠閑散步。 趙女士在踩到一個看起來外觀完好的井蓋時，不料井蓋竟然發生了180度翻轉，致使趙女士墜入7米深的污水井中。 趙女士家人立即向消防隊求助，將趙女士從深井中解救出來并送往醫院搶救。經診斷，墜落深井造成趙女士胸椎骨折、腰椎骨折、脛骨平臺骨折、踝關節骨折等全身多處損傷。 出院之后，趙女士及家屬多次找物業公司溝通賠償款的事情，但是物業公司認為“趙女士要的賠償款過高，而且物業公司已經墊付了醫療費28萬元”，不同意對趙女士進行合理賠償。 委托專業人員才能安心休養 趙女士的家人對于物業公司拒絕賠償的態度非常氣憤，但是也無計可施。一家人為了賠償的事情急得焦頭爛額，導致趙女士無法安心養傷，子女也無法安心工作。 經過一家人商量后，一致決定委托律師來辦理，這樣既能更快速地要回賠償款，傷者及家人也能節約時間，各自安好。 經過充分的咨詢溝通，在2022年9月2日，趙女士正式委托北京市元甲律所幫助自己拿到應得的賠償。 元甲律所專案組研究案情，積極指導趙女士準備錄音、現場照片、醫療費用票據等各類證據材料，將物業公司訴至法院主張合理賠償。 03物業公司擔責 獲得滿意賠償 為了避免物業公司對趙女士傷殘情況不認可，元甲律師為趙女士申請了訴中傷殘鑒定和三期鑒定。 經鑒定趙女士的傷情構成一處九級傷殘，一處十級傷殘，傷殘賠償指數25%;建議誤工期為210日、護理期為120日、營養期為120日。 庭審過程中，物業公司為了逃避自身責任，辯稱“趙女士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應當對損害后果承擔部分責任”。 因此，本案最大的爭議焦點為責任的承擔問題。 針對責任問題，元甲律師專業解析，并具體分析事故發生過程： 事故發生時，雖然未天黑，但涉案井蓋位于小區居民日常通行的道路上，外觀完好，看不出任何異樣，也沒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標識，任何人經過井蓋都無法知悉井蓋損害的情況，無法對此作出判斷并采取措施，故趙女士作為小區居民不應當承擔責任。 而物業公司作為小區的管理者，未進行安全排查，在明知井蓋位于主干道常年被貨車碾壓損壞的情況下不作為，導致趙女士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理當承擔全部責任。 法官十分認可元甲律師的庭審意見，一審法院判決物業公司承擔全部責任，趙女士不承擔責任，由物業公司除已墊付的醫療費28萬元，另外賠償趙女士52萬余元。 趙女士以及家人對賠償金額表示非常滿意!歷經一年的時間，元甲專案組溫暖陪伴當事人及家人度過了每一個艱難的時刻，常常幫助、總是安慰，終于圓滿解決了他們的難題! 律師點評 只有委托專業律師，對案件進行專業的分析，才能制定對當事人最有利的策略，最大限度為當事人爭取利益。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