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3日，在北京市昌平區某小區院內，50多歲的趙女士和兒子、兒媳、孫子一家人晚飯后悠閑散步。 趙女士在踩到一個看起來外觀完好的井蓋時，不料井蓋竟然發生了180度翻轉，致使趙女士墜入7米深的污水井中。 趙女士家人立即向消防隊求助，將趙女士從深井中解救出來并送往醫院搶救。經診斷，墜落深井造成趙女士胸椎骨折、腰椎骨折、脛骨平臺骨折、踝關節骨折等全身多處損傷。 出院之后，趙女士及家屬多次找物業公司溝通賠償款的事情，但是物業公司認為“趙女士要的賠償款過高，而且物業公司已經墊付了醫療費28萬元”，不同意對趙女士進行合理賠償。 委托專業人員才能安心休養 趙女士的家人對于物業公司拒絕賠償的態度非常氣憤，但是也無計可施。一家人為了賠償的事情急得焦頭爛額，導致趙女士無法安心養傷，子女也無法安心工作。 經過一家人商量后，一致決定委托律師來辦理，這樣既能更快速地要回賠償款，傷者及家人也能節約時間，各自安好。 經過充分的咨詢溝通，在2022年9月2日，趙女士正式委托北京市元甲律所幫助自己拿到應得的賠償。 元甲律所專案組研究案情，積極指導趙女士準備錄音、現場照片、醫療費用票據等各類證據材料，將物業公司訴至法院主張合理賠償。 03物業公司擔責 獲得滿意賠償 為了避免物業公司對趙女士傷殘情況不認可，元甲律師為趙女士申請了訴中傷殘鑒定和三期鑒定。 經鑒定趙女士的傷情構成一處九級傷殘，一處十級傷殘，傷殘賠償指數25%;建議誤工期為210日、護理期為120日、營養期為120日。 庭審過程中，物業公司為了逃避自身責任，辯稱“趙女士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應當對損害后果承擔部分責任”。 因此，本案最大的爭議焦點為責任的承擔問題。 針對責任問題，元甲律師專業解析，并具體分析事故發生過程： 事故發生時，雖然未天黑，但涉案井蓋位于小區居民日常通行的道路上，外觀完好，看不出任何異樣，也沒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標識，任何人經過井蓋都無法知悉井蓋損害的情況，無法對此作出判斷并采取措施，故趙女士作為小區居民不應當承擔責任。 而物業公司作為小區的管理者，未進行安全排查，在明知井蓋位于主干道常年被貨車碾壓損壞的情況下不作為，導致趙女士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理當承擔全部責任。 法官十分認可元甲律師的庭審意見，一審法院判決物業公司承擔全部責任，趙女士不承擔責任，由物業公司除已墊付的醫療費28萬元，另外賠償趙女士52萬余元。 趙女士以及家人對賠償金額表示非常滿意!歷經一年的時間，元甲專案組溫暖陪伴當事人及家人度過了每一個艱難的時刻，常常幫助、總是安慰，終于圓滿解決了他們的難題! 律師點評 只有委托專業律師，對案件進行專業的分析，才能制定對當事人最有利的策略，最大限度為當事人爭取利益。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兒子欠錢不還可以要求父母償還嗎： 自古以來無論是“父債子償”還是“子償父債”都被道德約束為一種天經地義的行為，也深受社會廣泛認可。但隨著現代社會法制的不斷完善，是否要“子償父債”，還要根據債務糾紛的具體情況而定。 ●子女在世● 首先，子女借錢是子女與債券人之間的行為，無法對父母產生約束。 我國《合同法》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 可以看出，借款合同的約束力僅限于合同雙方，是誰的債務就該誰還，父母并無義務償還。 ●子女離世● 如果子女早逝，同時給父母留下一筆遺產被父母繼承，那么父母就需要在繼承財產價值范圍之內，對“兒子”的債務具有相應償還責任。 子女成年后欠下的債，在沒有擔保人的情況下，債權人只能要求其個人償還，父母不具有連帶責任。 但現實中，一些債主往往抓住孩子父母對于子女的疼愛，對方欠錢不還就去找對方父母要錢，甚至使用極端手段，其實這種做法往往無法獲得法律支持，有些極端的討債還會給家庭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交通事故拒不賠償后果： 交通事故全責拒不賠償的，可能會被起訴，起訴至法院后，法院會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審理，經法院判決生效后，仍然拒不履行賠償義務的，受害人一方可以申請強制執行，由法院執行肇事人的財產用以賠償。 全責不賠錢首先需要承擔民事賠償的責任，對方向人民法院起訴后仍不還款，情節嚴重的，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車禍擔保人承擔的責任： 1、賠償責任：車禍擔保人的主要責任是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對受害人進行賠償。車禍擔保人應當根據保險合同的條款和條件，承擔賠償責任，并按照合同約定的方式和金額進行賠償。 2、追償責任：車禍擔保人在賠償受害人后，有權向肇事方追償。如果肇事方拒不履行賠償責任，車禍擔保人可以代替受害人向肇事方追償，并在追償成功后將追回的金額歸還給保險公司。 3、協助調查責任：車禍擔保人有責任協助調查事故的真實情況。他們可以派出專業人員進行事故調查，收集證據和相關材料，以確保賠償的公正性和準確性。

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條件： （1）行為必須齊備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的基礎條件。 （2）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觀條件。逃避法律追究，包括逃避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追究。實踐中，行為人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離開事故現場（包括但不限定于事故現場），應當認定行為人具有逃逸法律追究之主觀目的。 （3）客觀上有逃離的行為，且逃離行為可能影響到對被害人的救助、導致事故損失的擴大、妨害民警對事故的查處。如果行為人的“逃離”沒有影響其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之法定義務的履行，則不應認定其“逃離”行為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從而不應承擔交通肇事罪加重之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