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這類案件時有發生，男女雙方在戀愛期間相互贈送禮物和金錢來表達情意和祝福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愛情中，雙方應當保持一定的理智，不要把金錢作為衡量感情的標準，也不要被感情沖昏頭腦。為了避免雙方在分手后產生經濟糾紛，情侶之間的轉賬可進行備注款項性質并保留相關書面證據，以免日后產生糾紛。 　　如果能夠查明轉賬款項用途，雙方對此產生爭議時該如何認定戀愛期間轉賬的性質?一般來說，如果轉賬留言或紅包描述中，或在款項支付的前后聊天記錄中，表明款項是借款，那么可以認定為借款，在分手后，可以就相關款項要求對方返還。在特殊節日里轉賬的有特殊意義的數額，除非有證據證明是借款，否則法院無法支持要求返還的訴求。而戀人間的正常消費、密集、瑣碎的轉賬、來往可視為一般贈與，在分手后，也不能要求返還。 　　現實中還有一種情況，雙方往來款項超過日常生活交往等一定合理限度，數額較大，一方主張是為促使雙方締結婚姻關系而給付的財物時，人民法院綜合考慮雙方當地習俗、給付的時間和方式、財物價值、給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實認定上述給付是否屬于彩禮性質，從而依法作出裁判。 　　法條鏈接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條 　　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條件，但是根據其性質不得附條件的除外。附生效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生效。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失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條 　　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條 　　贈與可以附義務。贈與附義務的，受贈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條 　　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 　　(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近親屬的合法權益; 　　(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 　　贈與人的撤銷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行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五條 　　撤銷權人撤銷贈與的，可以向受贈人請求返還贈與的財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七條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 　　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債務的，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

達成和解協議但交付的匯票無法承兌，能否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 魯法案例【2023】643 原執行程序開始前，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但交付的商業承兌匯票無法承兌，一方當事人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另一方以已履行和解協議提出執行異議，法院該如何處理? 案情簡介 在史某與曾某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作出民事調解書：被告曾某于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史某支付工程款85萬元。2021年4月19日，雙方達成《協議書》，約定：85萬元債務由曾某以第三方公司的票額85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抵付，曾某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在2022年10月30日前到期，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 后來史某承兌匯票時發現，因第三方公司財務問題，該匯票無法被承兌。該匯票現處于拒付追索待清償的狀態，故史某向法院申請執行，要求曾某按照民事調解書履行給付義務。被執行人曾某提出異議，認為其在形式上已履行完畢85萬元給付義務，史某債權轉移和變現的風險應當由史某依法承擔和依法解決。 申請執行人史某稱，不同意曾某所提異議，協議書中雖然約定交付票據履行本案義務，但曾某需保證該票據最終被承兌。現在該票據不能被承兌，不是史某的原因，所以曾某未履行本案義務，史某申請執行符合法律規定。 法院審理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曾某是否應繼續履行還款義務? 法院經審理認為，執行程序開始前，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一方當事人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被執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協議為由提出執行異議的，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審查處理。 本案中，史某與曾某在本院作出生效民事調解書后，雙方在執行前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后申請執行人史某以曾某未履行義務為由向本院申請執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異議人曾某以已履行和解協議為由向法院提出異議，符合上述規定的情形，故本院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審查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規定：“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根據當事人自行達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協議，或者一方當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當事人不予認可的和解協議，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和解協議履行完畢的，裁定終結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二)和解協議約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屆至或者履行條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執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條規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執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協議約定履行義務的，裁定中止執行; (四)被執行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裁定駁回異議; (五)和解協議不成立、未生效或者無效的，裁定駁回異議。” 史某與曾某在本院作出民事調解書之后，就本案債務達成協議書，約定曾某向史某交付85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即表示該民事調解書項下曾某義務已經履行完畢。但在該協議書中雙方約定曾某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在曾某將涉案票據交付給史某后，由于第三方公司原因涉案的商業承兌匯票未能成功兌付。即使曾某將涉案票據交付給史某，但因為票據未能成功兌付，曾某并未履行完畢本案義務。 申請執行人史某向本院申請執行，本院依據申請執行人的申請立案執行，并依照法律規定向被執行人曾某送達執行通知書、執行裁定書、報告財產令符合法律規定。最終法院裁定駁回曾某提出的執行異議，經濟南中院復議并予以維持。 法官說法 執行當事人雙方在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書后、執行立案之前達成和解協議，系當事人雙方在本案訴訟程序和執行程序之外達成的和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質，不屬于執行和解協議，不產生阻卻原生效法律文書恢復執行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法院作出生效調解書后，史某與曾某在執行前自行達成《協議書》，此后，曾某雖然按約定向史某交付商業匯票，但并未成功兌付，史某民事調解書項下債權并未獲得清償。曾某在和解協議中承諾“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故曾某并未完全履行《協議書》，史某有權向法院申請恢復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元甲普法：空置房要交物業費嗎?答案來了! 空置房到底要不要交物業費?答案是：要交!因為物業服務具有公眾性空置房業主也享受到了物業服務。 此前，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物業合同糾紛案件房屋空置拒不繳納物業費的當事業主楊某敗訴被判交納拖欠的物業費! 業主房屋空置5年不交物業費 物業公司起訴! 2015年5月，楊某在湖南省平江縣某小區購買了一套住宅并辦理了收房手續。同年，楊某與物業公司簽訂了物業服務協議。 此后，由于楊某一直未交納物業費，物業公司多次致電和書面催交，但楊某以未真正入住為由拒不交納物業費。 2020年9月，物業公司將楊某起訴至湖南省平江縣人民法院，要求楊某支付物業費，并承擔近千元的違約金。 楊某辯稱，其房屋在交付后一直處于閑置狀態，既未對房屋進行裝修，也未居住或使用，根本未享受過物業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務，所以不應支付物業費和違約金。 而物業公司堅稱，雖然楊某的房屋處于閑置狀態，但物業公司仍為其房屋的安全、公共設施的維護、小區的整體綠化和保潔提供了服務，故楊某理應交納物業費，并承擔違約金。 法院判決 業主應按合同支付物業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楊某作為業主，物業公司依據雙方簽訂的合同，為楊某提供物業服務，因此，當事人之間系物業服務合同糾紛，楊某應按物業服務合同及相關規定向原告交納物業費。 楊某辯稱辦理入住手續后未實際居住，未享受過物業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務，所以不應支付物業費和違約金的主張，不予采納。 依據《合同法》第六十條(現《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判決楊某支付2015年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的物業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地方立法空置房物業費打折，與上位法不一致，應予以糾正) 審理法官怎么說? “交納物業費是業主應承擔的一項基本合同義務。”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 經書面催交，業主無正當理由拒絕交納或者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內仍未交納物業費，物業服務企業請求業主支付物業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物業服務企業已經按照合同約定以及相關規定提供服務，業主僅以未享受或者無需接受相關物業服務為抗辯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溫馨提示 物業服務具有公眾性，它的價值在于在滿足公共性服務的同時，達到對整個居住環境品質的提升，最終體現對業主個體的服務價值。 物業費的構成包括保潔費、保安費、綠化費等，大部分是為全體業主公共部分的管理、共用設備設施維護的費用，并非針對專門某個業主的服務。 雖然房屋空置，但小區衛生仍需天天清潔打掃，公共秩序必須時時巡查維護，所有設施設備如電梯、消防等費用也要正常支出。 根據《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條規定，業主應當按照約定向物業服務人支付物業費。物業服務人已經按照約定和有關規定提供服務的，業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無需接受相關物業服務為由拒絕支付物業費。 《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條件： （1）行為必須齊備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的基礎條件。 （2）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觀條件。逃避法律追究，包括逃避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追究。實踐中，行為人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離開事故現場（包括但不限定于事故現場），應當認定行為人具有逃逸法律追究之主觀目的。 （3）客觀上有逃離的行為，且逃離行為可能影響到對被害人的救助、導致事故損失的擴大、妨害民警對事故的查處。如果行為人的“逃離”沒有影響其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之法定義務的履行，則不應認定其“逃離”行為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從而不應承擔交通肇事罪加重之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