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輛被撞，法院支持折舊費嗎? 2023年3月，吳某駕駛一輕型欄板貨車因操作不當碰撞到由張某駕駛的一輕型箱式貨車，造成兩車不同程度受損的道路交通事故。 經當地交通警察大隊認定，吳某承擔此次事故的全部責任。張某在其車輛維修完成后提起訴訟，以其車輛受損導致嚴重貶值，且今后在使用車輛過程中的保養和修車將產生重大損失等為由，要求賠償其折舊費30000元等費用。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 因車輛折舊費非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賠償范圍，對該訴訟請求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財產損失，當事人請求侵權人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一)維修被損壞車輛所支出的費用、車輛所載物品的損失、車輛施救費用; (二)因車輛滅失或者無法修復，為購買交通事故發生時與被損壞車輛價值相當的車輛重置費用; (三)依法從事貨物運輸、旅客運輸等經營性活動的車輛，因無法從事相應經營活動所產生的合理停運損失; (四)非經營性車輛因無法繼續使用，所產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費用。”之規定，本案中，張某訴請的車輛折舊費不屬于法律規定的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且該車輛使用多年，張某亦未提交證據證實其主張的折舊費30000元系如何計算認定的。因該項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審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說法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車輛折舊費(即貶值損失)不屬于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網“關于交通事故車輛貶值損失賠償問題的建議”的答復，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1)雖然理論上不少觀點認為貶值損失具有可賠償性，但仍存有較多爭議，比如因維修導致零部件以舊換新是否存在溢價，從而產生損益相抵的問題等; (2)貶值損失的可賠償性要兼顧一國的道路交通實際狀況。在事故率比較高、人們道路交通安全意識尚需提高的我國，賠償貶值損失會加重道路交通參與人的負擔，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 (3)我國目前鑒定市場尚不規范，鑒定機構在逐利目的驅動下，對貶值損失的確定具有較大的任意性。由于貶值損失數額確定的不科學，導致可能出現案件實質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權人的負擔; (4)客觀上講，貶值損失幾乎在每輛發生事故的機動車上都會存在，規定貶值損失可能導致本不會成訴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不利于減少糾紛。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對車輛折舊費的認定持謹慎態度，原則上不予支持，僅在少數特殊、極端情形下，可以考慮予以適當賠償，但必須慎重考量，嚴格把握，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公正。

交通事故車上人員受傷的賠償責任： 1、車輛駕駛員責任：如果交通事故是由車輛駕駛員的過錯或違法行為導致，駕駛員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2、車輛所有人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車輛所有人對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害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除非能夠證明交通事故發生時車輛處于被盜、被搶、被騙等情況下。 3、第三者責任：如果交通事故是由第三者的過錯或違法行為導致，第三者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交通事故在線咨詢：小區內發生的交通事故不屬于道路交通事故？ 對于小區內的道路發生的交通事故，原則上應當作為普通民事侵權行為，不屬于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的管轄和職責范圍。其損害賠償事宜，應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如果當事人要求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進行調解，公安機關原則上也可以接受。為了方便事故當事人及時解決糾紛，如果當事人向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報案的，公安機關可參照《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和《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的有關規定執行。即指車輛在道路以外通行時發生的事故，應當參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處理交通事故等相關規定處理，如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接到報警后，應當立即派交通警察進行現場處理，搜集證據，進行相關鑒定；根據事故現場勘察、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的檢驗、鑒定結論，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接受當事人的請求，對當事人之間關于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爭議進行調解，賠償標準參照交通事故的賠償標準執行，等等。

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條件： （1）行為必須齊備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的基礎條件。 （2）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觀條件。逃避法律追究，包括逃避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追究。實踐中，行為人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離開事故現場（包括但不限定于事故現場），應當認定行為人具有逃逸法律追究之主觀目的。 （3）客觀上有逃離的行為，且逃離行為可能影響到對被害人的救助、導致事故損失的擴大、妨害民警對事故的查處。如果行為人的“逃離”沒有影響其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之法定義務的履行，則不應認定其“逃離”行為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從而不應承擔交通肇事罪加重之刑罰。

什么情況下會被“終身禁駕”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終生禁駕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一、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規定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對此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認定。 二、是構成犯罪。被終生禁駕者在重大交通事故中負主要責任或全部責任，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特殊情況下，同等責任的也可以構成交通肇事罪。 三、是造成交通事故后實施了逃逸行為，其目的是故意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 而對于一般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只能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條的規定對逃逸人進行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拘留15日的處罰。 而我們常見的駕駛人被處以“終身禁駕”處罰的，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構成犯罪的，二是飲酒后或醉酒駕駛機動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

北京天用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天用所）創辦于2010年，地處北京CBD國貿。 天用所是一家新型綜合智慧律所，以技術賦能、專業驅動為理念，是“植根本土、放眼國際”的特色云律所。天用所率行業之先引入法律技術產品，在國內各地設有云分支服務機構，形成覆蓋全國的法律服務網絡，各地服務機構與天用所資源共享、分工合作。云律所宗旨是整合律師行業優勢資源、實現將首都律師、專家顧問的高水平法律服務推送到全國各地的客戶，讓客戶體驗新型法律服務的專業化、便捷化、科技化。云律所通過全國一體化運營，努力打造律師、客戶之間“分享•共贏”的法律生態圈。 天用所與時俱進，為客戶設計標準化法律服務產品，維護客戶對法律需求的選擇權，在數字時代享受便捷、普惠、專業、高水準的法律服務。 天用所懷著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情懷，匯集了實戰經驗豐富的優秀法律人才，不斷吸收擁有使命感、責任感的資深合伙人、青年才俊。天用所律師大多畢業于國內知名高等學府，部分律師曾就職于政府機關、司法機關、科研院校，不少律師現擔任省市政府機關法律咨詢專家或在各級律師協會兼任重要職務。天用所還聘用大量具有豐富司法工作經驗的法官、檢察官及其他有造詣的專業人士擔任專家顧問，組建了實力強大的專家顧問團隊，保證法律服務的高水準。 天用所秉持守護規則、尊崇品質、誠信重德的使命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在公司證券金融、知識產權、數據安全與信息保護、破產重組清算、合規業務、房地產建設工程、婚姻家事、私人財富管理、物業、民商事訴訟仲裁、刑事辯護等多領域為客戶提供綜合性、前瞻性的法律服務，最大程度維護和保障客戶的合法權益。 建所以來，天用所在專業服務能力上精益求精，深受客戶、業界同仁高度認可和一致好評，獲贈無數客戶錦旗，連續多年獲得司法部門、律師協會、社會機構的嘉獎，同時積極踐行服務宗旨，在全國各地舉辦近百場法律公益講座、上萬次免費法律咨詢服務，被《CCTV欄目》、《方圓律政》、《法律與生活》、《法制晚報》、《法律生態圈》、《人民政協網》、《中國律師雜志》、《中國商報》、《見證品牌》等主流媒體所報道。 不忘初心，方能恒遠。天用所將一以貫之，以敬畏之心打造底蘊，以無畏精神鑄就光輝，不斷提升專業水平和服務能力，持續為社會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

??妻子在車上安裝定位，侵犯的是丈夫的隱私權還是個人信息利益？ 丈夫在本案一審主張其隱私權以及個人信息利益受到侵犯，一審法院認定妻子侵犯的是丈夫的隱私權，妻子上訴對此予以否認。本院認為： ??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隱私權是自然人所享有的重要的人格權利。而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 ??因個人信息之“信息”范圍涵蓋的多樣性，其不可避免的與隱私權中的私密信息發生交叉重合。但盡管如此，也不可將隱私權中私密信息保護與個人信息保護同等看待。 ??個人信息側重保護自然人的信息決定自由，只有經過自然人同意以及不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時，他人方可以依法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自然人的個人信息。 ??而隱私權側重于保護信息的內容，即未經他人同意，不得以拍攝、窺探、公開等方法獲取自然人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信息，或干擾他人的私生活安寧。 ??可見，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存在著細微的差別。在具體案件中，應該結合加害人的主觀目的、手段方法等綜合判定。 本案中，依據現有的證據顯示，妻子主張其于2020年9月17日在丈夫名下雪佛蘭牌轎車（車牌號：京xx）排氣管后面安裝定位器，目的在于隨時知曉車輛位置。妻子與丈夫屬于夫妻關系，通常情況下，如果安裝定位器用于車輛安全保護，大可不必向相對方予以隱瞞。 由于妻子對其行為無法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釋，因此，合理的分析就是，其安裝定位器目的在于探知丈夫的行蹤信息等。 ????但是，如果行為人收集他人的行蹤信息不在于獲取相關數據，而是為了窺探該行蹤信息背后所隱含他人的私生活秘密，由此就進入了隱私權的保護范圍。 從庭審中可以得知，妻子與丈夫的夫妻關系已出現裂痕，亦進行了婚姻訴訟。聯系到本案，在無其他合理解釋時，認定妻子通過安裝定位器獲取他人隱私的主觀目的這一事實具有高度可能性。 ????因此，妻子所侵犯客體是丈夫的隱私，而非個人信息，即以“跟蹤”的方法對丈夫私生活安寧和私密活動進行“窺探”，一審法院對此認定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