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師費誰承擔? 在建工案件中發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訴后，在合同未約定律師費、保全費的情況下，能否主張律師費和保全費?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審審查中給出回應。 法院經審理查明—— 2015年，萬某掛靠在華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產對此明知，仍與之簽訂《工程承包意向書》，將舊城改造工程發包給沒有施工資質的萬某。 2016年，宏星房地產與華宇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其后華宇公司與萬某簽訂《內部承包協議書》，將舊城改造項目轉包給萬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萬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結清工程款，也未辦理竣工驗收。 萬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華宇和宏星承擔連帶責任，支付工程進度款686萬，律師費20萬，保全費用2.7萬及逾期利息1657萬。 一審法院判決—— 支持386萬的工程款及相應利息請求;就律師費和保全費，因律師費、訴訟保全擔保費均為萬某在訴訟過程中自行支出的訴訟成本，該費用雙方未有明確約定，且非因訴訟必須產生的費用，故其主張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關于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學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確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但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款的，應予支持”之規定，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某支付工程款。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某支付工程款386萬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關于一審判決對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認定是否正確的問題。本院認為，關于萬某主張的律師費200000元的問題。 盡管萬某與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對律師費的承擔并無約定，但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經被擅自使用的情況下，仍以各種理由抗辯，拖延承擔支付工程款義務，屬不誠信的訴訟行為，造成了司法資源的額外消耗和萬學才的額外支出。 且萬某因此次訴訟發生的律師費，既是其為對抗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為的額外支出，也是其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故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萬某主張的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問題。本案訴訟系因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萬學才工程款引起，萬某為實現其債權，申請財產保全，并以保險公司提供保全保險的方式進行財產擔保，系萬某為實現其債權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費用，屬于萬某的損失。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決，宏星房地產和華宇公司支付萬某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其它項予以維持。 華宇公司和宏星房地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 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是否應承擔律師費的問題。萬某因訴訟所發生的律師費和保全費屬于確定發生的支出，原審法院認為案涉工程已經實際交付使用，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拒不支付相應的工程款以致引發本案訴訟，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學才支付萬某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所支出的費用并無不當。 故對宏星公司、華宇公司主張不應承擔律師費的再審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元甲普法：空置房要交物業費嗎?答案來了! 空置房到底要不要交物業費?答案是：要交!因為物業服務具有公眾性空置房業主也享受到了物業服務。 此前，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物業合同糾紛案件房屋空置拒不繳納物業費的當事業主楊某敗訴被判交納拖欠的物業費! 業主房屋空置5年不交物業費 物業公司起訴! 2015年5月，楊某在湖南省平江縣某小區購買了一套住宅并辦理了收房手續。同年，楊某與物業公司簽訂了物業服務協議。 此后，由于楊某一直未交納物業費，物業公司多次致電和書面催交，但楊某以未真正入住為由拒不交納物業費。 2020年9月，物業公司將楊某起訴至湖南省平江縣人民法院，要求楊某支付物業費，并承擔近千元的違約金。 楊某辯稱，其房屋在交付后一直處于閑置狀態，既未對房屋進行裝修，也未居住或使用，根本未享受過物業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務，所以不應支付物業費和違約金。 而物業公司堅稱，雖然楊某的房屋處于閑置狀態，但物業公司仍為其房屋的安全、公共設施的維護、小區的整體綠化和保潔提供了服務，故楊某理應交納物業費，并承擔違約金。 法院判決 業主應按合同支付物業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楊某作為業主，物業公司依據雙方簽訂的合同，為楊某提供物業服務，因此，當事人之間系物業服務合同糾紛，楊某應按物業服務合同及相關規定向原告交納物業費。 楊某辯稱辦理入住手續后未實際居住，未享受過物業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務，所以不應支付物業費和違約金的主張，不予采納。 依據《合同法》第六十條(現《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判決楊某支付2015年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的物業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地方立法空置房物業費打折，與上位法不一致，應予以糾正) 審理法官怎么說? “交納物業費是業主應承擔的一項基本合同義務。”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 經書面催交，業主無正當理由拒絕交納或者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內仍未交納物業費，物業服務企業請求業主支付物業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物業服務企業已經按照合同約定以及相關規定提供服務，業主僅以未享受或者無需接受相關物業服務為抗辯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溫馨提示 物業服務具有公眾性，它的價值在于在滿足公共性服務的同時，達到對整個居住環境品質的提升，最終體現對業主個體的服務價值。 物業費的構成包括保潔費、保安費、綠化費等，大部分是為全體業主公共部分的管理、共用設備設施維護的費用，并非針對專門某個業主的服務。 雖然房屋空置，但小區衛生仍需天天清潔打掃，公共秩序必須時時巡查維護，所有設施設備如電梯、消防等費用也要正常支出。 根據《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條規定，業主應當按照約定向物業服務人支付物業費。物業服務人已經按照約定和有關規定提供服務的，業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無需接受相關物業服務為由拒絕支付物業費。 《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如何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 在實踐中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主要看是否符合民間借貸關系的構成要件。 一是借貸合意，即款項交付的原因必須是雙方認可的借貸行為，這也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首要前提。如雙方存在認識偏差或一方對借貸合意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 二是款項交付，即雙方應實際交付了合意中確定的金額，這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借款未實際交付或實際交付數額與借款憑證載明的不一致，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實際交付情況認定法律關系成立與否、利息如何計算。 司法實踐中，對借款是否實際交付及交付數額的審查，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遵循。但對借貸合意的審查，因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且沒有統一標準，導致部分案件中“經手人”“介紹人”對非基于借貸合意的款項交付承擔償還責任。 因此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 法院會綜合審查借貸合意和款項交付，從而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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