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奸”證據作用有多大？“婚外情”已成為夫妻感情的最大殺手。既然一方有“婚外情”，在考慮離婚時，出于心理平衡，另一方必然想要設法取得對方“不忠”、“有奸情”的證據，以求在離婚時，得到心理的慰藉及財產分割權益的最大化。費盡心機取得的“證據”在離婚訴訟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根據法律的規定，只有過錯方有上述法定情節，無過錯方提起賠償請求，法院才可能會支持。僅有婚外情即婚外性行為，法院支持賠償訴請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捉到了“奸”，并不能證明過錯方與第三者有同居關系。雖然證明另一方有不正當性行為，不能必然得到精神賠償，也并不意味著沒有必要去取這方面的證據。關于“捉奸”證據作用有多大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婚姻家庭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捉奸”證據作用有多大？

“婚外情”已成為夫妻感情的最大殺手。據我們婚姻律師網統計，目前由于第三者導致離婚的比率已占到整個離婚原因的60%以上。婚外情、婚外性行為，基本成為無法維系夫妻關系的根本原因。婚外性行為，目前，已成為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夫妻一方婚外性行為對另一方的情感傷害也是顯而易見的，必然會造成另一方的精神痛苦，有的甚至導致自殺。

既然一方有“婚外情”，在考慮離婚時，出于心理平衡，另一方必然想要設法取得對方“不忠”、“有奸情”的證據，以求在離婚時，得到心理的慰藉及財產分割權益的最大化。因此，在京、滬、穗、深圳等各大城市，各種偵探機構、調查公司如雨后春筍應運而生。當事人抱著“捉奸取證”的心態，不忌手段、不惜成本地來設法取證，那么，這些證據對于離婚果真那么重要么？費盡心機取得的“證據”在離婚訴訟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

一、 捉到了“奸”，一定能得到精神賠償嗎？

就目前法律規定以及審判實踐來看，即使捉到了奸，也即有“捉奸在床”的直接證據，也不能必然得到法院精神賠償的支持。為什么呢？

《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

（三）實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

根據法律的規定，只有過錯方有上述法定情節，無過錯方提起賠償請求，法院才可能會支持。僅有婚外情即婚外性行為，法院支持賠償訴請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在民事審判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暫行意見》第二十三條二款的規定，“當事人以對方有過錯為由要求賠償，經查，不符合婚姻法四十六條規定的四種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在“張建芬訴朱德揚離婚糾紛一案”中，完全貫徹了上海高院的這個精神，在此案中，駁回了被告主張原告有婚外性行為而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訴求，成為一個范例，并刊登在2002年《上海法院案例精選》中。

為什么上海黃浦法院不支持追究過錯方婚外性行為、不履行“忠實”義務的賠償責任呢？因為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在審判案件中，始終要以法律規定為準繩，不允許在法律有明文規定的前提下，運用“自由心證”原則，利用自己的判斷和良知來審理案件。既然《婚姻法》46條僅規定四種情況才能適用損害賠償，且未加兜底條款，法官就不能隨意擴大損害賠償的范圍。因此，既使“捉奸在床”，其精神賠償的訴求，也很難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一方捉到了“奸”，甚至鑒定孩子不是親生，甚至另一方發現了非己的私自子，就能證明過錯方與第三者有“同居”關系嗎？

捉到了“奸”，并不能證明過錯方與第三者有同居關系。“同居”與“通奸”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同居要求二者在一定的期限內有連續、穩定共同生活的事實，這個期限一般會被定義為三個月以上。而通奸行為，可以發生在一個小時內，時間上、手段上、方式上的大相徑庭，決定捉到奸，也不能證明同了居。

在許多人眼里，發現了配偶與第三者有了非己的孩子，就認為他們之間有同居關系。這也是一種誤解。為什么呢？有了孩子，只能證明兩者有不正當男女關系，但不能必然證明有同居的事實。發生N次性行為，也可能會導致懷孕發生一次性行為，就可能導致懷孕，因此，配偶與第三者有私生子，不能代表他們之間有“同居”行為，也不能必然得到精神賠償。

三、還有必要“捉奸”嗎？

雖然證明另一方有不正當性行為，不能必然得到精神賠償，也并不意味著沒有必要去取這方面的證據。原因何在？

第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具體若干意見》的規定，法院在處理案件時，要堅持“照顧無過錯方”處理案件。雖然這個“照顧”只是“量的變化”，而不是“質的區別”，但仍然是有利于無過錯方財產分割的法定理由，在花費取證成本不高的情況下，證據，還是越多越好。

第二，從訴訟策略上考慮，如果有“捉奸在床”的證據，就可能在調解、訴訟中爭取更多的主動，給過錯方施加更多的精神壓力，迫使其做出更大的讓步，以達到在財產上多分的均衡狀態，使自己的痛苦能從分得的財產上得到慰藉。

四、捉奸需要聘請“調查公司”嗎？

如果家庭財產較大，自己取證較為困難，或有所不便，聘請調查公司，或由律師出面調查取證也當然是一種較好的選擇。畢竟，對于百萬家產的當事人來說，“五五開”與“四六開”還是有近二十萬無的差距！

捉奸請調查公司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尋求心理的平衡。有些當事人不求在物質方面得到照顧，而是想要達到心理的平衡，向世人證明配偶的過錯，以及尋求精神內心的安慰。如果在經濟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捉奸”自然無可厚非，只是所謂“捉奸的意義”因人而異罷了。

五、“捉奸”取得的證據一定能到法院的認可嗎？

1、 自家床上“捉奸”拍照合法有效。如果破門進入自家床邊，舉起攝像機“咔嚓”拍下床上時況，照片被法院認定的可能性較大。

最高人民法院吳曉芳法官在“羅玲訴吳某離婚糾紛一案”中評析認為：“羅玲是在她自己家里捉到奸宿的孫某與自己丈夫的，談不到私闖他人住宅，所以，構不成刑事責任。至于拍下的照片是否侵犯了孫某的其他權益如名譽權等還有待探討。那要看她的目的、傳播的范圍和后果，如果是為了離婚訴訟中取證，證明丈夫有過錯，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其照片只作為給法院及有關部門提交的證據，這些都不違法”。

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庭庭長齊麗華認為，法律保護的是公民的合法權益，只要是合法的權益，無論其性別、地位，都將受到法律的保護。第三者也不例外。就目前羅玲捉奸拍照的行為來說，孫某告其侵犯她的合法權益，主要看她要求維護什么權益，如果是名譽權的話，不會受到法律的保護。因為她的名譽權已被她自己破壞了，法律也無法保護。盡管羅玲在取證過程中，行為可能有些過激，但只要主觀上不是故意侮辱，客觀上又不故意宣揚，從法律角度上看，不好說侵犯了孫某提的權益問題。[page]

因此，自家床上捉奸，行為不要過激，照片不要傳播，也不要對第三者進行人身侮辱等出格行為，證據僅用于庭審舉證，證據有效的可能性較大。

2、“別人家”床上“捉奸”，拍照是否合法，值得商榷。 如果在他人住宅或賓館內收取證據，不但取的證據不被法院采納，反而可能會吃“侵權”官司。

2001年，上海市南匯區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類似的案件：

因夫妻關系不和，陳某起訴妻子成某要求離婚。該案在法院審理期間，成某獲悉丈夫在受害人張某租賃的南匯區航頭鎮地區的某房屋內后，便邀自家親戚王某等3男3女到該房屋“捉奸”。成某等人進屋后，拍攝了張某和陳某同睡一床的照片。 然后，同去的3名男性將陳某圍住，成某還打了張某的耳光，并按住張某不讓她起床。王某剝去了張某的內褲，張某用毯子遮蓋自己的身體，在與成、王兩人的爭執過程中，臀部外露。 為此，張某訴至法院，要求成、王兩人因為對她的侮辱行為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撫慰金5萬元。

法院審理后認為，公民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成某調查收集丈夫陳某不忠于妻子的證據未嘗不可，但其行為應合乎法律規定。成某和王某在受害人張某租賃的房屋內，侵害了張某的人格權，構成了對張某的精神損害。因此成、王兩人對此應承擔民事責任。

究其原因，因為“證據”有三性，即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證據取得方式要合法，否則，取證即使反映了事實真像，結果卻不能被法院采用。

3、在公園等公共場所取證的合法性問題。

雖然在大眾公共場所擁抱、牽手、親吻的多，過于親密接觸的少，但不排除有些人在野外或公園發生性行為的現象。如果發生的行為進入公共場所范疇，行為人的行為就失去了狹義的私密性，并且，一般認為，這是行為人自己放棄了隱私的權利，因此，取的證據被法院采納的可能性較大。

綻上所述，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如果做“壞事”，千萬不要在自己家里，也最好不要在公共場所，否則，被偷拍、明拍的證據，被法院采納的可能性較大哦。

六、捉奸后，迫使過錯方寫下的“認罪書”財產分割內容是否有效？

對于“捉奸”人而言，捉奸的行為是早有準備的。一旦捉奸成功，往往會利用環境優勢迫使過錯方簽訂一些類似“認罪書”之類的東西，并讓過錯方在早擬定好的財產分配方案上簽字。對于這類協議的效力，因缺乏“公平、自愿”的契約基本原則，法院認定的可能性不大。

2000年10月北海市的元某在家中與情人幽會被妻子捉奸在床，心中有愧的元某怕把事情鬧大，便與妻子簽訂了一份家庭財產分配協議，承諾婚后財產全部歸妻子所有。

今年10月，丈夫元某以夫妻感情已經破裂為由提出離婚，請求法院將兒子判歸自己撫養，并公平分割財產。而妻子則出示了當年丈夫寫下的財產分配協議，希望法院按照元某的“承諾”，將財產全部判歸自己，孩子也判歸自己撫養，男方出撫養費。

北海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對于丈夫元某在尷尬時刻與妻子簽訂的協議，因并非元某真實意思的表達，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則不予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