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炙手可熱的教培行業，在“雙減”政策后一落千丈。 有的項目投資人剛剛交費，還沒來得及開展業務，就被狠狠“潑了一盆冷水”，這種情況下，加盟費還能退嗎? 1加盟培訓機構遇難題 步入退休年齡的張阿姨一直非常熱愛教育行業，想著正好利用退休時間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與家里人多次商量后，張阿姨計劃開展課外培訓班，女兒劉女士對母親的想法非常支持。于是在2019年12月，張阿姨與北京某教育有限公司簽訂《***美術中心特許經營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約定教育有限公司授權張阿姨在約定期限內使用其經營資源在天津市某市區經營所許可的業務。張阿姨先后向教育有限公司支付特許經營費15萬元、兩年特許權使用費共4萬元，另支付培生項目定金1000元。但協議簽訂后沒多久，2020年全國疫情暴發，線下培訓班紛紛關門停業，行業勢頭不斷下滑。而此時，張阿姨多次與項目負責人電話、微信溝通開業地點，教育有限公司始終未能確定張阿姨的經營場所位置，導致張阿姨無法按照協議約定正常經營。 2創業選擇行業至關重要 屋漏偏逢連夜雨，疫情還未完全散去，國家又在2021年突然發布“雙減”政策，根據相關政策規定，張阿姨無法取得開辦運營加盟分中心所需的辦學許可證及營業執照等。培訓班未開業就“涼涼”，張阿姨心里也開始打退堂鼓，于是在2021年8月，她向教育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先生發微信，多次提出“希望和總部商量一下退出加盟工作事宜”，武先生回復說會安排人員聯系，但一直沒有解除合同，也沒有給張阿姨退費，就這樣不了了之。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此事就成了張阿姨的心病。為了減輕張阿姨的焦慮與無助，女兒劉女士主動承擔解決問題的重任，積極幫助母親尋求法律幫助。 3解決退費同時解決情緒問題 在2022年2月，劉女士找到北京天用律所，希望能幫助母親要回費用。天用律師仔細研究資料后，發現張阿姨與教育有限公司簽署的協議中，有多個條款對我方當事人來說十分不利。與劉女士溝通情況后，她有點想要放棄，對案件信心不足，天用律師鼓勵她說：“毛主席曾說過，做最壞的打算，盡最大的努力。我們一定會全力爭取，勝利的希望還是有的!你不信我，還不信毛主席嗎?”天用律師的一番話點醒了劉女士，也激勵了她重拾信心。做任何事都是有風險的，但要相信律師的專業能力，積極配合、共同努力，才能獲得勝利。資料準備、立案程序在有序進行中，而在此期間，劉女士非常焦慮常常夜不能寐。她的焦慮一方面來自母親對于本案的各種擔憂與喋喋不休地嘮叨，另一方面自己處于離婚狀態，獨自撫養孩子，而前夫拒不支付經濟補償金與撫養費，導致自己養育孩子經濟壓力非常大。兩方面的心理壓力使劉女士憂思過度，陷入輕微抑郁的狀態。她頻繁給天用律師發微信訴苦，言語間也曾透露出“生活太難了，活著沒意思……”這種危險的信號。天用律師在辦案的同時，總是抽出空閑時間對劉女士給予暖心安慰和耐心開導，甚至在劉女士心情極度消極的時候，天用律師特意到劉女士所在地見面溝通。“你是女兒，也是母親，要擔負起家庭的責任，不能這樣消極下去!面對困難也要堅強起來，給自己的孩子做一個好榜樣!”......或許是天用律師的真誠解開了劉女士的心結，在精神上極大鼓舞了她，自此與她溝通案件情況，很明顯看出她比之前變得樂觀與積極。終于迎來了開庭的日子，劉女士與天用律師一同參加了庭審。天用律師在庭審中表明，自協議簽訂后，因教育有限公司無法確定我方當事人的經營場所的坐落位置，且取得特許經營資質是簽署特許經營協議書的基礎，但教育有限公司無相關資質及因“雙減”政策落地后無法辦理辦學許可證及營業執照，致使雙方之間簽訂的《協議書》目的無法實現，所以教育有限公司應將相關費用退還給我方當事人。面對天用律師舉證的協議、信息查詢樣本、微信聊天記錄、轉賬記錄、錄音等十幾項證據，法官十分認可，一審判決雙方解除合同，教育有限公司退還張阿姨全部費用。 4是律師也是人生導師 在困難與挑戰面前，天用律師表現出專業與不屈，最終獲得了勝訴! 天用律師不僅解決了張阿姨一家人的法律難題，同時也給了她們母女精神上的激勵與振奮，讓她們看到了生活充滿陽光與美好的一面!張阿姨與劉女士特意為天用律師送來一面錦旗!律師的職責不僅是解決法律難題，更是對當事人的一種人生救贖!后續張阿姨又把自己親戚遇到的法律難題委托給天用律所，這就是專業與口碑的魅力!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

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條件： （1）行為必須齊備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的基礎條件。 （2）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觀條件。逃避法律追究，包括逃避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追究。實踐中，行為人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離開事故現場（包括但不限定于事故現場），應當認定行為人具有逃逸法律追究之主觀目的。 （3）客觀上有逃離的行為，且逃離行為可能影響到對被害人的救助、導致事故損失的擴大、妨害民警對事故的查處。如果行為人的“逃離”沒有影響其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之法定義務的履行，則不應認定其“逃離”行為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從而不應承擔交通肇事罪加重之刑罰。

交通肇事撞死人是賠償還是坐牢？ 一起交通事故死亡案件的發生，如果肇事司機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公安機關就會立案偵查并且追求其刑事責任，同時，作為死者家屬可以向肇事司機主張死亡賠償金。因此，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滿足一定條件的話，即便賠償了也要坐牢。值得一提的是，賠償雖然不決定但是影響刑事犯罪的量刑，換言之，不賠償一定坐牢，賠償了也會坐牢，但是能減少坐牢的時間。 因為法律有規定，刑事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當事人提出申請的，法院可以主持雙方當事人協商以達成和解。在和解協議中被告人要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并真誠悔過的事實。同時還要通過向死者家屬賠禮道歉，以賠償損失等方式獲得死者家屬諒解，在賠償損失方面要寫明賠償數額與方式等。如果死者家屬愿意和解，那么便可以請求或者同意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罰。

如何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 在實踐中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主要看是否符合民間借貸關系的構成要件。 一是借貸合意，即款項交付的原因必須是雙方認可的借貸行為，這也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首要前提。如雙方存在認識偏差或一方對借貸合意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 二是款項交付，即雙方應實際交付了合意中確定的金額，這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借款未實際交付或實際交付數額與借款憑證載明的不一致，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實際交付情況認定法律關系成立與否、利息如何計算。 司法實踐中，對借款是否實際交付及交付數額的審查，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遵循。但對借貸合意的審查，因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且沒有統一標準，導致部分案件中“經手人”“介紹人”對非基于借貸合意的款項交付承擔償還責任。 因此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 法院會綜合審查借貸合意和款項交付，從而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

如何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 在實踐中確認雙方存在借貸的關系，主要看是否符合民間借貸關系的構成要件。 一是借貸合意，即款項交付的原因必須是雙方認可的借貸行為，這也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首要前提。如雙方存在認識偏差或一方對借貸合意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 二是款項交付，即雙方應實際交付了合意中確定的金額，這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借款未實際交付或實際交付數額與借款憑證載明的不一致，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實際交付情況認定法律關系成立與否、利息如何計算。 司法實踐中，對借款是否實際交付及交付數額的審查，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遵循。但對借貸合意的審查，因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且沒有統一標準，導致部分案件中“經手人”“介紹人”對非基于借貸合意的款項交付承擔償還責任。 因此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 法院會綜合審查借貸合意和款項交付，從而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