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私下調解時男方只同意每月給撫養費3500元，女方委托律師參與訴訟后，最終法院判決認定男方每月需給撫養費6000元，且判決男方支付分居期間撫養費10萬多元，幫助女方和孩子爭取到最大化利益，再次感受到律師這份職業的價值。

雙方私下調解時男方只同意每月給撫養費3500元，女方委托律師參與訴訟后，最終法院判決認定男方每月需給撫養費6000元，且判決男方支付分居期間撫養費10萬多元，幫助女方和孩子爭取到最大化利益，再次感受到律師這份職業的價值。

【案例分析】男子偷偷炒股虧71萬！法院：屬于重大過錯，應賠償妻子！原告曹某與被告范某結婚后共同購買了一套房屋，后經雙方協商將房屋出售。但范某未經曹某同意將大部分房款用于炒股，結果虧損了70余萬元。曹某得知后將范某訴至法院，請求分割售房款。 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范某的行為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重大過錯，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故支持了曹某的訴訟請求，判令范某給付曹某88.9萬元。 據中國裁判文書網官網披露的判決書顯示，曹某與范某于2004年2月10日登記結婚，2006年8月生育一女。婚后二人購得房屋，房屋登記在范某名下。 2020年12月20日，范某與劉某簽訂《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將涉案房屋以228萬元價格出售。 房款支付細節如下： 房屋首付款為46萬元，其中劉某于2021年1月6日向范某名下銀行賬戶轉賬41萬元，其余5萬元轉至曹某賬戶; 2021年3月12日，劉某向范某銀行賬戶轉入31萬元; 2021年3月23日，劉某再向該賬戶轉入房款90萬元; 2021年4月8日，劉某又向該賬戶轉入房款60萬元; 2021年5月15日交房后，劉某向范某名下賬戶轉款1萬元。 拿到這筆錢后，范某聲稱給曹某房款共計33.29萬元，其余用于償還銀行貸款、債務，炒股，支付女兒生活費及日常消費支出等，現房款已無剩余。其中，雙方將首付款44.7萬元用于償還銀行貸款本息，剩余首付款1.29萬元在曹某賬戶內。而房款150萬元，范某則未經曹某同意，于2021年3月24日向股票資金賬號轉賬89萬元，而后再次轉賬55萬元。 但是，經過他一番操作后，自2021年3月24日至2021年5月31日，范某從股票資金賬號轉出73萬元，共計虧損71.12萬元。范某稱剩余房款另用于償還信用卡41.17萬元，償還多名親屬共計30萬元，范某還稱借款用于償還銀行貸款及債務、炒股及家庭生活。 為證明房款和債務分配約定以及范某揮霍、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等主張，曹某向法院提交的2020年7月6日《房產分配協議》約定：女方占房產三分之二，男方占房產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范某與曹某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范某長期不顧曹某反對炒股，且炒股未經過曹某同意。范某則辯稱炒股為正常投資，系為改善家庭生活條件，并非揮霍夫妻共同財產。 案件經法院審理，一審、二審法院認為，范某與曹某經協商一致后出售房屋獲得房款228萬元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但范某未將所獲得房款150萬元的事實告知曹某，并未經曹某同意擅自處分該房款，且不顧曹某的多次反對仍進行大額炒股投資，將144萬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資并虧損了70余萬元，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故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法院予以支持。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法院予以支持。于是，判決范某給付曹某88.9萬元。 北京高院經審理后認為，雙方經協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獲得房款228萬元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雙方在處分房款時亦應當友好協商。但范某未將所獲得房款150萬元的事實告知曹某，并未經曹某同意擅自處分該房款，且不顧曹某的多次反對仍進行大額炒股投資，將144萬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資并虧損了70余萬元，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 一、二審法院支持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判令范某給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 北京高院在裁判原文是： 本院經審查認為：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有平等的處分權，但一方非因生活需要在處分重大夫妻共同財產時應當與另一方協商一致。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揮霍夫妻共同財產或者偽造夫妻共同債務等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分割共同財產。 本案中，范某與曹某經協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獲得房款228萬元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雙方在處分房款時亦應當友好協商。但范某未將所獲得房款150萬元的事實告知曹某，并未經曹某同意擅自處分該房款，且不顧曹某的多次反對仍進行大額炒股投資，將144萬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資并虧損了70余萬元，屬于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權。 一、二審法院支持曹某請求婚內分割售房款的訴訟請求，判令范某給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綜上，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亦無不當。范某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規定的情形。 案號：(2023)京民申1855號 裁判時間：2023年6月13日

車禍死亡，家屬對責任劃分不認可，復核成功率有多大? 2023年3月某日凌晨3點多，在北京市某條高速上發生了一起悲劇。 老王正駕駛著貨車為東家送貨，在行駛過程中沒想到一下子和前面一輛重型貨車相撞! 由于是高速路，車輛行駛速度較快，兩車猛烈相撞使老王所駕駛的貨車嚴重毀損! 七零八落的車輛零件散落一地，都看不出貨車原本的樣子了，更嚴重的是老王當場就被車禍奪去了生命。 隨著交警不斷深入處理，逐步查明了對方司機的后方反光涂裝不合格、車輛超載等問題，但仍沒拗過追尾這條“大腿”，給老王定了個主要責任。 拿到事故認定書的那一刻，老王的家人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老王作為家里頂梁柱般的存在，上有70多歲的老母親體弱多病，需要全程照顧;下有3個子女，尚未成家立業;妻子也年過半百，無經濟收入。 面對一家之主的老王生命戛然而止，一家人這些天都在淚水中度過。 在悲痛之余，讓一家人更心急如焚的是對主責不認可，怎么申請復核更改責任的問題。 他們一無顯赫的家世背景、二無廣泛的人脈資源，打聽來打聽去也只限于親戚朋友的七言八語，也沒有得出個所以然來。 復核申請的時間很短，按以往的經驗來看復核成功的難度非常大! 一家人商量后認為，眼下最緊急的是找一家專業的律所來處理，才有可能得到想要的結果! 于是找到了北京市元甲律所，希望幫他們提請復核，查清事實爭取責任。 02 律師專業復核 成功更改責任 元甲律師團隊介入后，協助家屬一同梳理事故情況及復核思路，在蛛絲馬跡中有了重大發現： 對方在詢問談話中有明確表示過其車輛出現故障，而這一事實卻并未被交警在認定書上寫明。 元甲辦案人員抓緊短暫的復核時間向警方申請查閱卷宗，明確了對方的貨車型號及筆錄中記載的自認車輛發生故障的情況。 “高速路上、發生故障、正規貨車......”種種跡象在專業的元甲交通辦案團隊眼下串成了完整的證據鏈。 高速上有不得低于60km/h的最低限速，以及更為嚴格的車輛故障處理規范，而且目前正規的重型半掛車都統一裝配了北斗車輛行駛數據記錄儀記錄行駛速度。 元甲團隊以此為切入點，強調對方車輛發生故障后處理不當，在高速路上低于最低限速行駛增添其他車輛行車風險的重要原因，向復核機關提請了復核。 在元甲律師的專業處理和不懈努力下，終于迎來了好消息! 復核成功改變責任比例，從認定老王為主責，到以原交警隊部分事實未認定為由發回重新認定，成功改判為雙方同等責任! 03 案件亮點 抓住目前正規貨車統一安裝北斗監控系統的新形勢讓對方車速情況有跡可循，以高速路上行駛的特殊規定為切入明確對方被遺漏的嚴重違法事實。 04 辦案感悟 俯瞰事件的全貌，并鎖定可能通行的道路，這是辦案人員久經鍛煉后才能掌握的能力。 尋求擁有這份能力的專業人士來代理案件，才能穿透困境中的陰霾，通向澄澈透亮的未來。堅持不懈，據理力爭，才有峰回路轉，柳暗花明。 在交通事故的復核中，上級復核機關受理復核后僅對復核提出的異議及事故卷宗進行書面審核，如復核者未能剖析出事故認定中的錯誤，則大概率會收到一份維持的結論。 事故認定經過專業人員的分析后，有的放矢地提出復核，并匹配相關證據，才有可能削尖了腦袋，成為復核成功的那10%!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車輛被撞，法院支持折舊費嗎? 2023年3月，吳某駕駛一輕型欄板貨車因操作不當碰撞到由張某駕駛的一輕型箱式貨車，造成兩車不同程度受損的道路交通事故。 經當地交通警察大隊認定，吳某承擔此次事故的全部責任。張某在其車輛維修完成后提起訴訟，以其車輛受損導致嚴重貶值，且今后在使用車輛過程中的保養和修車將產生重大損失等為由，要求賠償其折舊費30000元等費用。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 因車輛折舊費非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賠償范圍，對該訴訟請求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財產損失，當事人請求侵權人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一)維修被損壞車輛所支出的費用、車輛所載物品的損失、車輛施救費用; (二)因車輛滅失或者無法修復，為購買交通事故發生時與被損壞車輛價值相當的車輛重置費用; (三)依法從事貨物運輸、旅客運輸等經營性活動的車輛，因無法從事相應經營活動所產生的合理停運損失; (四)非經營性車輛因無法繼續使用，所產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費用。”之規定，本案中，張某訴請的車輛折舊費不屬于法律規定的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且該車輛使用多年，張某亦未提交證據證實其主張的折舊費30000元系如何計算認定的。因該項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審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說法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車輛折舊費(即貶值損失)不屬于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網“關于交通事故車輛貶值損失賠償問題的建議”的答復，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1)雖然理論上不少觀點認為貶值損失具有可賠償性，但仍存有較多爭議，比如因維修導致零部件以舊換新是否存在溢價，從而產生損益相抵的問題等; (2)貶值損失的可賠償性要兼顧一國的道路交通實際狀況。在事故率比較高、人們道路交通安全意識尚需提高的我國，賠償貶值損失會加重道路交通參與人的負擔，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 (3)我國目前鑒定市場尚不規范，鑒定機構在逐利目的驅動下，對貶值損失的確定具有較大的任意性。由于貶值損失數額確定的不科學，導致可能出現案件實質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權人的負擔; (4)客觀上講，貶值損失幾乎在每輛發生事故的機動車上都會存在，規定貶值損失可能導致本不會成訴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不利于減少糾紛。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對車輛折舊費的認定持謹慎態度，原則上不予支持，僅在少數特殊、極端情形下，可以考慮予以適當賠償，但必須慎重考量，嚴格把握，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