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可以要求精神賠償嗎?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一)重婚;(二)與他人同居;(三)實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五)有其他重大過錯。損害賠償分為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其中，精神損害賠償一般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侵權行為的后果等酌定賠償金額。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團隊為您提供專業的法律咨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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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和解協議但交付的匯票無法承兌，能否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 魯法案例【2023】643 原執行程序開始前，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但交付的商業承兌匯票無法承兌，一方當事人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另一方以已履行和解協議提出執行異議，法院該如何處理? 案情簡介 在史某與曾某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作出民事調解書：被告曾某于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史某支付工程款85萬元。2021年4月19日，雙方達成《協議書》，約定：85萬元債務由曾某以第三方公司的票額85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抵付，曾某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在2022年10月30日前到期，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 后來史某承兌匯票時發現，因第三方公司財務問題，該匯票無法被承兌。該匯票現處于拒付追索待清償的狀態，故史某向法院申請執行，要求曾某按照民事調解書履行給付義務。被執行人曾某提出異議，認為其在形式上已履行完畢85萬元給付義務，史某債權轉移和變現的風險應當由史某依法承擔和依法解決。 申請執行人史某稱，不同意曾某所提異議，協議書中雖然約定交付票據履行本案義務，但曾某需保證該票據最終被承兌。現在該票據不能被承兌，不是史某的原因，所以曾某未履行本案義務，史某申請執行符合法律規定。 法院審理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曾某是否應繼續履行還款義務? 法院經審理認為，執行程序開始前，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一方當事人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被執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協議為由提出執行異議的，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審查處理。 本案中，史某與曾某在本院作出生效民事調解書后，雙方在執行前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后申請執行人史某以曾某未履行義務為由向本院申請執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異議人曾某以已履行和解協議為由向法院提出異議，符合上述規定的情形，故本院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審查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規定：“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根據當事人自行達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協議，或者一方當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當事人不予認可的和解協議，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和解協議履行完畢的，裁定終結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二)和解協議約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屆至或者履行條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執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條規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執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協議約定履行義務的，裁定中止執行; (四)被執行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裁定駁回異議; (五)和解協議不成立、未生效或者無效的，裁定駁回異議。” 史某與曾某在本院作出民事調解書之后，就本案債務達成協議書，約定曾某向史某交付85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即表示該民事調解書項下曾某義務已經履行完畢。但在該協議書中雙方約定曾某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在曾某將涉案票據交付給史某后，由于第三方公司原因涉案的商業承兌匯票未能成功兌付。即使曾某將涉案票據交付給史某，但因為票據未能成功兌付，曾某并未履行完畢本案義務。 申請執行人史某向本院申請執行，本院依據申請執行人的申請立案執行，并依照法律規定向被執行人曾某送達執行通知書、執行裁定書、報告財產令符合法律規定。最終法院裁定駁回曾某提出的執行異議，經濟南中院復議并予以維持。 法官說法 執行當事人雙方在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書后、執行立案之前達成和解協議，系當事人雙方在本案訴訟程序和執行程序之外達成的和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質，不屬于執行和解協議，不產生阻卻原生效法律文書恢復執行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法院作出生效調解書后，史某與曾某在執行前自行達成《協議書》，此后，曾某雖然按約定向史某交付商業匯票，但并未成功兌付，史某民事調解書項下債權并未獲得清償。曾某在和解協議中承諾“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故曾某并未完全履行《協議書》，史某有權向法院申請恢復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代駕司機駕車撞人，誰來擔責?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馬某赴宴飲酒后欲回家，因是開車來的，其便登陸某科技公司運營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駕”板塊發出訂單，過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駕員趙某接單并趕來，按照訂單路線送馬某回家。 不料，車輛剛行駛到通州區某路段時，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橫過道路，趙某剎車不及將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車輛損壞，胡某等三人均受傷。 事故經交管部門認定，趙某為全部責任，胡某等三人均為無責任。胡某傷情經過鑒定為輕度智能障礙，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能力極重度受限符合七級傷殘;右上肢肌力IV級符合八級傷殘;開顱術后符合十級傷殘(綜合賠償指數50%)。 事發后胡某找到車輛使用人馬某、代駕員趙某、出行小程序的運營方某科技公司、代駕平臺的服務提供方亦即趙某的雇傭單位某人力公司、車輛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協商賠償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趙某、馬某、某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1187976.1元。 庭審中，某科技公司辯稱自己僅是代駕交易平臺的經營者，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信息服務，勞務公司為代駕服務提供方，根據相關規定對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答辯人僅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并非適格被告，亦非侵權人，不承擔責任。 某保險公司辯稱愿意在保險限額內賠償，但是本次事故傷者較多，共用保險限額。某人力公司辯稱先由保險公司理賠，司機趙某系職務行為，針對超出保險范圍外，應由司機趙某承擔的賠償責任答辯人愿意承擔。趙某、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處理。 法院審理 本案審理過程中，雙方對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內賠償金額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誰是超出保險理賠限額之外的賠償責任主體、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經營者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存在爭議。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為平臺內代駕服務的提供方應當承擔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代駕司機趙某的雇傭單位，亦應當承擔雇主責任。而關于某科技公司的責任認定，其作為某出行交易平臺中為用戶和服務方提供代駕信息服務的主體，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具有對平臺內經營者資質進行審核的義務，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代駕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情況下需要與某人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駕司機趙某所持駕駛證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宜駕駛情況，代駕司機于事故發生之前亦處于平穩駕駛環境，故無證據證明某科技公司未盡到審核義務，某科技公司也無法預知事故的發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損失，應由趙某的用人單位也即平臺內代駕服務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賠償。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車輛保險公司應當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通州法院判決原告保險限額之外的合理損失費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擔，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