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第六條對累犯制度進行了修改，將不滿18周歲人犯罪，作為普通累犯的消極條件。這就意味著未成年人犯罪不再構成累犯。據此，本案中申某、張某的行為不構成累犯，不能適用《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中“累犯可以增加基準刑10%-40%的幅度從重處罰”的規定。在這一點上，應當是沒有疑問的。那么，對他們的行為能否適用《意見》關于“對于有前科劣跡的，綜合考慮前科劣跡的性質、時間間隔長短、次數、處罰輕重等情況，可以增加基準刑的10%”的規定呢？我們認為，還是應當適用這一規定的。其理由如下：第一，從《意見》設定這一量刑的出發點來分析，之所以要對有前科劣跡的被告人從重處罰，主要是基于其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大的緣故。人身危險性越大，相對應的，再次實施犯罪的可能性就越高，對其改造的難度也就越大。而本案中，申某、張某曾經因為盜竊犯罪受到刑事處罰，在接受完刑罰處罰后，再次實施犯罪，表明二被告人仍具有較大的人身危險性，應當對其從重處罰。第二，在少年司法實踐中要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針，從總體上來講，對未成年人實行的是較為寬緩的刑事政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要一味從寬、盲目從寬，而要做到寬嚴有度、寬嚴有據。要根據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自身情況，選擇最為恰當的處遇方式，更好地體現刑罰的個別化。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對失足未成年人的挽救。第三，從法律層面上分析，《刑法修正案（八）》雖然對累犯制度進行了修改，但是，并不當然意味著對有前科劣跡的未成年被告人不能從重處罰。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