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約定利息超過法定限額，借款人可否主張返還？2021年2月9日，楊某因為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向楊某科借款30000元，約定月利率2%，楊某科當天通過微信向楊某支付了30000元借款，楊某收到借款后向楊某科出具了借條，并馬上向楊某科轉賬3000元作為利息。從2021年3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楊某通過微信轉賬方式，分15次共計轉給楊某科27000元。 2021年8月28日，楊某科在向楊某催討其他債務時，楊某的姑父劉某誤以為楊某科在催討27000元這筆債務，遂自作主張代楊某又向楊某科支付了27000元，楊某科當即將楊某出具的借條交給劉某，由劉某將借條銷毀。楊某認為，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8月28日期間，楊某科收取利息共計27000元，其中多收取利息 24747元。楊某向楊某科多次討要多支付的利息，但楊某科拒不退還，楊某訴至法院。 法院審理后認為，該案爭議的焦點在于，楊某科是否收取了超過法律規定上限部分的利息，并且楊某科收取該部分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據。 首先應當確定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的本金金額。楊某向楊某科借款當天，即支付給楊某科3000元，按照一般交易習慣，利息應當在借款之次日開始計算，故該3000元應當認定是償還的楊某科的本金，楊某科實際支付給楊某的借款本金應當認定為27000元。 其次應當確定楊某、楊某科之間的利息計算標準。楊某、楊某科約定的月利率2%過高，應當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布的2021年2月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3.85%的四倍，即為15.4%計算，楊某科所收取的楊某利息，超過部分不受法律保護，楊某科應當返還給楊某。 最后，應當計算出楊某應支付給楊某科的利息，結合楊某已經支付的本息，確定楊某科應當返還多收取的金額。27000元本金從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按照年利率15.4%計算的利息為1940元。2021年7月27日至2021年8月28日，該1940元的利息計算為25元。楊某姑父在2021年8月28日代替楊某向楊某科支付27000元，多支付25035元，該款應當由楊某科返還給楊某，但楊某起訴只要求楊某科返還24747元，法院予以支持。

親子關系被否定后，可以請求返還撫養費和精神損失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可以咨詢我，幫你解決。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離婚后發現自己養育16年的兒子并非親生，該怎么辦？ 配偶悄悄懷了別人的孩子，撫養多年后才驚覺真相，女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與他人非婚生子，我教給你三個維權方法： 第一，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不存在。 第二，要求女方返還自己支出的撫養費。 第三，要求女方賠償自己的精神損害，起訴的時候，你也可以提供孩子生活支出的發票等證據， 法院會酌情的確定賠償的數額，但是要切記不要因為遭受了欺騙就毆打女方，或者將憤怒發泄到孩子的身上，否則不僅可能面臨民事侵權，還可能構成刑事犯罪。

父母為男女雙方婚內購車，購車款屬于贈與還是借貸？亦或是不當得利？本案中，女方與男方離婚分割車輛時，男方主張涉案車輛購車款系男女雙方共同向男方父母借款，但其并未提供證據予以佐證，法院按照贈與關系判決后，男方及男方父親不服，男方父親又以不當得利案由起訴男女雙方要求返還購車款。經法院審查，男方及男方父親多次庭審陳述相互矛盾，不予支持其主張，并對二人未誠信訴訟行為進行批判。不論是贈與還是借款，均應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否則不論換成什么案由都難以得到法院支持。

??妻子在車上安裝定位，侵犯的是丈夫的隱私權還是個人信息利益？ 丈夫在本案一審主張其隱私權以及個人信息利益受到侵犯，一審法院認定妻子侵犯的是丈夫的隱私權，妻子上訴對此予以否認。本院認為： ??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隱私權是自然人所享有的重要的人格權利。而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 ??因個人信息之“信息”范圍涵蓋的多樣性，其不可避免的與隱私權中的私密信息發生交叉重合。但盡管如此，也不可將隱私權中私密信息保護與個人信息保護同等看待。 ??個人信息側重保護自然人的信息決定自由，只有經過自然人同意以及不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時，他人方可以依法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自然人的個人信息。 ??而隱私權側重于保護信息的內容，即未經他人同意，不得以拍攝、窺探、公開等方法獲取自然人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信息，或干擾他人的私生活安寧。 ??可見，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存在著細微的差別。在具體案件中，應該結合加害人的主觀目的、手段方法等綜合判定。 本案中，依據現有的證據顯示，妻子主張其于2020年9月17日在丈夫名下雪佛蘭牌轎車（車牌號：京xx）排氣管后面安裝定位器，目的在于隨時知曉車輛位置。妻子與丈夫屬于夫妻關系，通常情況下，如果安裝定位器用于車輛安全保護，大可不必向相對方予以隱瞞。 由于妻子對其行為無法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釋，因此，合理的分析就是，其安裝定位器目的在于探知丈夫的行蹤信息等。 ????但是，如果行為人收集他人的行蹤信息不在于獲取相關數據，而是為了窺探該行蹤信息背后所隱含他人的私生活秘密，由此就進入了隱私權的保護范圍。 從庭審中可以得知，妻子與丈夫的夫妻關系已出現裂痕，亦進行了婚姻訴訟。聯系到本案，在無其他合理解釋時，認定妻子通過安裝定位器獲取他人隱私的主觀目的這一事實具有高度可能性。 ????因此，妻子所侵犯客體是丈夫的隱私，而非個人信息，即以“跟蹤”的方法對丈夫私生活安寧和私密活動進行“窺探”，一審法院對此認定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