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公司收取了蔣某的保險費用，并向其簽發了保單，雙方的保險合同成立并生效，雙方應當按合同約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雙方簽訂的保險合同條款中有關車輛損失險的保險責任中明確約定了因暴雨致車輛損壞為保險事故的賠償責任范圍，而免責條款中又明確約定了因遭水淹或涉水行駛致發動機損壞不是保險責任范圍；蔣某車輛是因暴雨時經過有積水的涵洞后發動機損壞，應當認定是車輛涉水行駛而致車輛的發動機損壞；在通常情況下，不能要求車輛駕駛人員在遇暴雨駕駛車輛過程中途經涵洞時而停止駕駛，因此暴雨是車輛受到損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車輛的發動機是汽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故保險公司提供的合同條款中因暴雨致車輛損壞應當賠償的條款與暴雨情況下的遭水淹或涉水行駛致發動機損壞不予賠償的免責條款發生了文義上的沖突。根據《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保險公司作為格式條款的提供方，當合同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時，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的解釋時，應當作出不利于格式條款提供方的解釋。雖然保險合同約定了免責條款，但該免責條款與因暴雨應當承擔保險責任的條款有沖突，應當認定因暴雨承擔保險責任的條款已發生效力。因此，蔣某要求保險公司賠償因事故所產生的發動機修理費可以獲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