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方為了快速離婚，在離婚訴訟中給男方4萬補償款并且未分割男方名下的存款，但沒讓法官寫雙方各自名下財產各歸各有，無其他爭議。男方以此為由進行離婚訴訟要求分割女方大額支出，案件經歷一審、二審，女方勝訴。 結果是圓滿的，過程很讓女方煎熬，離婚訴訟中把條款寫全，可以避免這樣的麻煩。

【成功案例】工程款糾紛成功和解120萬元!但對方不按期支付怎么辦?天用律所專案組指導當事人余先生準備全面的證據資料，為了盡快要回工程款，優先與村委會進行調解談判。經過天用調解中心團隊的不懈努力，運用以訴促調的方案，最終雙方成功和解，法院出具調解書。 雙方約定，村委會需再支付余先生工程款1200000元，分3期進行支付;若未按約支付，余先生可就剩余未到期款項一并申請強制執行，且村委會需再支付相應違約金。 案件成功和解后，壓在余先生心里多年的一塊大石頭終于落地了!村委會也如愿按照協議約定履行了第一期還款。但天用律師根據豐富經驗，時刻保持警醒，在第二期還款到期前，多次提醒余先生向村委會催要工程款。但余先生心態過于樂觀，覺得村委會第一期履約支付了，后續支付肯定也沒問題! 期間，天用律師也多次催促村委會盡快支付，歷史再一次重演，村委會以種種理由拖延。直至第二期到期后，村委會一分錢沒付，此時余先生著急了，要求天用律所馬上申請執行。 天用律師快馬加鞭立上執行案件后，與余先生溝通，要求提供對方的財產線索。一方面，天用律師要求法院查控的村委會往來賬戶;另一方面，也與執行法官積極溝通，因為調解書里面已經明確規定，被執行人到期未按期償還，需要多支付20萬元的違約金。 天用律師成功申請執行后，被執行人發現自身銀行賬戶被凍結，而且得知若不按期履行支付工程款，需要多支付20多萬元的違約金后，從之前的拖延到主動找到余先生提前償還了120萬元工程款! 余先生對天用律所專業高效的工作很滿意，也十分敬佩天用律師的專業能力，送來了一面帶著滿滿謝意的錦旗!

【元甲案例】丈夫婚內給網戀女友轉賬200萬，是借款還是贈與?妻子有權要回嗎? 2008年，汪女士與薛先生在相愛相知的加持下，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但相愛容易相處難，十幾年的婚姻生活磨滅了曾經濃烈的愛，他們的感情也逐漸變得疏遠起來。近幾年，薛先生在工作之余逐漸迷戀網絡游戲。2021年，薛先生在機緣巧合之下在網上認識了一位開朗活潑、溫柔體貼、年輕貌美的90后丹丹(上述人物均為化名)。兩人志趣相投、相談甚歡，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后二人迅速發展成戀人關系。在戀愛期間，薛先生陸續給丹丹轉賬合計100萬元。在交往了2個月后，薛先生向丹丹坦白了自己是已婚的身份。丹丹沒有拒絕，且表示自愿與薛先生繼續交往，并再次向薛先生索要款項。因為之前薛先生已經向丹丹轉賬100萬元，眼下手里沒有款項，丹丹就介紹貸款公司給薛先生，薛先生貸出款項再次轉給丹丹使用。對丹丹持續索要款項的行為，薛先生感覺就像跌入了無底洞，他心生不喜并拒絕了丹丹的無理要求。丹丹拿薛先生婚外情一事要挾，薛先生擔心東窗事發，無奈又再次轉款，轉款同時并附言讓丹丹還款。面對丹丹的不斷逼迫，薛先生前前后后合計向其轉賬合計200萬元。 無底洞 • 陷入困境 但高額的貸款讓薛先生無力承擔、苦不堪言，加之妻子汪女士對自己不斷懷疑與追問。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薛先生不得不主動向汪女士坦白出軌及轉款的事情。汪女士聽到后如同晴天霹靂，情緒反應很大，一頓情緒發泄之后，理性的汪女士很快冷靜下來，面對丈夫的懺悔與道歉，她選擇了寬容與原諒。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將轉給第三者的200萬元款項要回來!汪女士多次與丹丹聯系，要求丹丹出具借條并盡快還款。丹丹不但沒有對汪女士的身份忌憚和不安，反而非常囂張，表示“是薛先生隱瞞已婚事實，欺騙了自己，對200萬元的借款數額不認可，其中有一部分款項是兩個人共同生活的花銷”，拒絕還款。 財產保全 • 要回200萬 面對丹丹無理辯三分的態度，汪女士決定委托北京市元甲律所幫助自己維權，但就轉款性質是借款還是贈與有爭議。根據案情核實，元甲律師通過證據資料核實確認薛先生與丹丹之間沒有借貸合意，轉款屬于贈與，且違反公序良俗。元甲律師積極推進案件，對此進行了訴前財產保全，申請法院將丹丹名下的存款均予以查封凍結，后案件很快開庭。庭審中，丹丹辨稱薛先生1萬元以上轉賬是借款，1萬元以下款項在戀愛期間已花完，不同意償還。元甲律師對此觀點進行有力駁回，并闡述我方的證據事實與法律依據。案件歷經4次開庭，期間，元甲律師為維護當事人權益不懈努力!最終法院認可了款項屬于贈與的主張，判決丹丹向汪女士還款200萬元，汪女士全部訴求得到支持!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車輛被撞，法院支持折舊費嗎? 2023年3月，吳某駕駛一輕型欄板貨車因操作不當碰撞到由張某駕駛的一輕型箱式貨車，造成兩車不同程度受損的道路交通事故。 經當地交通警察大隊認定，吳某承擔此次事故的全部責任。張某在其車輛維修完成后提起訴訟，以其車輛受損導致嚴重貶值，且今后在使用車輛過程中的保養和修車將產生重大損失等為由，要求賠償其折舊費30000元等費用。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 因車輛折舊費非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賠償范圍，對該訴訟請求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財產損失，當事人請求侵權人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一)維修被損壞車輛所支出的費用、車輛所載物品的損失、車輛施救費用; (二)因車輛滅失或者無法修復，為購買交通事故發生時與被損壞車輛價值相當的車輛重置費用; (三)依法從事貨物運輸、旅客運輸等經營性活動的車輛，因無法從事相應經營活動所產生的合理停運損失; (四)非經營性車輛因無法繼續使用，所產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費用。”之規定，本案中，張某訴請的車輛折舊費不屬于法律規定的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且該車輛使用多年，張某亦未提交證據證實其主張的折舊費30000元系如何計算認定的。因該項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審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說法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車輛折舊費(即貶值損失)不屬于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網“關于交通事故車輛貶值損失賠償問題的建議”的答復，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1)雖然理論上不少觀點認為貶值損失具有可賠償性，但仍存有較多爭議，比如因維修導致零部件以舊換新是否存在溢價，從而產生損益相抵的問題等; (2)貶值損失的可賠償性要兼顧一國的道路交通實際狀況。在事故率比較高、人們道路交通安全意識尚需提高的我國，賠償貶值損失會加重道路交通參與人的負擔，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 (3)我國目前鑒定市場尚不規范，鑒定機構在逐利目的驅動下，對貶值損失的確定具有較大的任意性。由于貶值損失數額確定的不科學，導致可能出現案件實質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權人的負擔; (4)客觀上講，貶值損失幾乎在每輛發生事故的機動車上都會存在，規定貶值損失可能導致本不會成訴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不利于減少糾紛。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對車輛折舊費的認定持謹慎態度，原則上不予支持，僅在少數特殊、極端情形下，可以考慮予以適當賠償，但必須慎重考量，嚴格把握，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