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是交警大隊已經出具了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該起事故的發生是因為余某的超載及違反了機動車實行右側通行的法律規定，余某負此起事故的全部責任，故公路局及施工方對此起事故不需承擔賠償責任。換言之，交通事故認定書能否直接作為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分配的最終依據。其次，認定交通事故責任的歸責原則與民事訴訟中侵權案件的歸責原則不完全相同。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後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關于交通事故中民事責任的最終擔責依據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交通事故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案情】

2012年10月21日00時17分，余某駕駛贛AH5510重型倉柵式貨車由江西省南昌市經206線往廣東省揭陽方向超載行駛，當車行駛至206線南豐縣白舍鎮茶亭路段與相對方向由黃某駕駛的閩H12628重型半掛牽引車會車時，因余某占道行駛和采取措施不當，造成贛AH5510重型倉柵式貨車車廂內所載貨物廢鋼筋倒壓在H12628重型半掛牽引車上，導至車內黃某及乘客江某當場死亡，兩車不同程度受損的重大交通事故，該事故經交警認定，余某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條：“機動車、非機動車實行右側通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事故發生時，該路段正在施工當中。施工方在庭審中辯稱，事故發生時為夜晚施工，其施工路段已開了燈，且在施工路段前一百米處設置了警示牌和安全錐，故施工方不存在任何過錯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現死者黃某及江某的家屬向法院起訴，要求余某公路局、施工方共同承擔對死者黃某及江某的賠償責任。

【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死者黃某及江某的損害賠償請求應由余某一人承擔。理由是交警大隊已經出具了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該起事故的發生是因為余某的超載及違反了機動車實行右側通行的法律規定，余某負此起事故的全部責任，故公路局及施工方對此起事故不需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2]19號第二十七條、第九條、第十條之規定，人民法院應依法審查并確認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制作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但有相反的證據推翻的除外，本案當中，事發地段為施工地段，在施工地段設置的警示牌和安全錐并不明顯和充足，且施工方在道路上堆放了沙石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事故，故余某、公路局和施工方應共同承擔對死者黃某及江某家屬的賠償責任。

【評析】

本案爭議的關鍵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認定涉案事故屬于余某為該起事故的全部責任人，能否據此認定公路局和施工方無過錯。換言之，交通事故認定書能否直接作為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分配的最終依據。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第一、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與民事訴訟法中侵權案件的責任認定不同。首先，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認定交通事故的責任有兩個因素，即行為人對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過錯的嚴重程度。其主要是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等法律、行政法規。而交通事故認定書本身并非行政決定，而是公安機關處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決定所依據的主要證據。而民事審判中分析判斷侵權案件是適用全部民事法規進行分析。其次，認定交通事故責任的歸責原則與民事訴訟中侵權案件的歸責原則不完全相同。在交通事故中，行為人有同等的過錯不一定承擔同等的責任，過錯大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責任人。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後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責任。當事人故意破壞、偽造現場、毀滅證據的，承擔全部責任。該規定中，此類交通事故歸責的依據不是發生侵權行為時的過錯大小，而是侵權行為發生後其他違法行為，而民法上的歸責原則視不同情況有過錯責任原則(包括過錯推定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進行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時歸責方法與民法上的歸責原則存在區別。再次，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對責任主體的劃分與民事訴訟中侵權行為對責任主體的確定不同，交通事故責任主體僅限于事故發生時當事人各方，而民事訴訟中的主體還包括各種民事法律關系，如雇用、掛靠、承攬等各種法律關系當事人。

第二、根據上述理論可知，雖然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可以在民事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認定與民事訴訟中關于侵權行為認定的法律依據、歸責原則、責任主體有所區別，同時，交通事故責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賠償責任，因此，交通事故認定書不能作為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分配的唯一依據，行為人在侵權行為中的過錯程度，應當結合案情和全部證據，根據民事訴訟的歸責原則進行綜合認定。

第三、具體到本案當中，雖然交通事故認定書認為由余某負事故的全部責任，但經過庭審施工方和公路局的舉證質證、法庭陳述，可以知道在該起事故發生時，余某雖然占道行駛、采取措施不當和違反了實行右側行使的法律規定，但施工方設置警示標志和安全錐并不符合法律規定安全施工的條件：道路維護施工警示標志的設置，應按國標進行，即按實際需要設置施工標志、路欄、錐行交通路標等;夜間施工應有施工反光警告燈，必要時應使用信號管制交通;另外，前方施工標志應設置在施工路段前方700米處，導向標志應設置在150米處，車輛慢行標志應設置在50米處，道路施工標志應設置在10米處等。而本案的施工方只在施工路段前100米處放置了一個警示牌，安全設置馬虎簡單，對法律規定夜晚施工需要具備的其它條件卻不符合，故在安全施工方面并不完善，并在施工路段放置沙堆影響交通道路的通暢，對造成的交通事故存在一定的過錯。而本案公路局對轄區內的公路養護存有監管和維護的職責，對施工方不完善的安全保衛措施應有到督查、監督的職能，而事實卻非如此，公路局未對施工方不完善的安全施工狀況進行提醒和責令整改，故本案公路局也存在一定的過錯。

綜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七條可知，有證據證明余某、公路局、施工方對該起交通事故的發生都存在過錯，故余某、公路局、施工方需要對死者黃某和江某家屬的賠償請求承擔責任。因此，交通事故認定書不能作為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案件責任分配的唯一依據。行為人在侵權行為中的過錯程度，應當結合案件實際情況，根據民事訴訟的歸責原則進行綜合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