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師費誰承擔? 在建工案件中發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訴后，在合同未約定律師費、保全費的情況下，能否主張律師費和保全費?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審審查中給出回應。 法院經審理查明—— 2015年，萬某掛靠在華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產對此明知，仍與之簽訂《工程承包意向書》，將舊城改造工程發包給沒有施工資質的萬某。 2016年，宏星房地產與華宇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其后華宇公司與萬某簽訂《內部承包協議書》，將舊城改造項目轉包給萬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萬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結清工程款，也未辦理竣工驗收。 萬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華宇和宏星承擔連帶責任，支付工程進度款686萬，律師費20萬，保全費用2.7萬及逾期利息1657萬。 一審法院判決—— 支持386萬的工程款及相應利息請求;就律師費和保全費，因律師費、訴訟保全擔保費均為萬某在訴訟過程中自行支出的訴訟成本，該費用雙方未有明確約定，且非因訴訟必須產生的費用，故其主張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關于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學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確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但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款的，應予支持”之規定，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某支付工程款。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某支付工程款386萬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關于一審判決對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認定是否正確的問題。本院認為，關于萬某主張的律師費200000元的問題。 盡管萬某與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對律師費的承擔并無約定，但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經被擅自使用的情況下，仍以各種理由抗辯，拖延承擔支付工程款義務，屬不誠信的訴訟行為，造成了司法資源的額外消耗和萬學才的額外支出。 且萬某因此次訴訟發生的律師費，既是其為對抗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為的額外支出，也是其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故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萬某主張的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問題。本案訴訟系因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萬學才工程款引起，萬某為實現其債權，申請財產保全，并以保險公司提供保全保險的方式進行財產擔保，系萬某為實現其債權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費用，屬于萬某的損失。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決，宏星房地產和華宇公司支付萬某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其它項予以維持。 華宇公司和宏星房地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 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是否應承擔律師費的問題。萬某因訴訟所發生的律師費和保全費屬于確定發生的支出，原審法院認為案涉工程已經實際交付使用，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拒不支付相應的工程款以致引發本案訴訟，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學才支付萬某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所支出的費用并無不當。 故對宏星公司、華宇公司主張不應承擔律師費的再審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達成和解協議但交付的匯票無法承兌，能否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 魯法案例【2023】643 原執行程序開始前，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但交付的商業承兌匯票無法承兌，一方當事人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另一方以已履行和解協議提出執行異議，法院該如何處理? 案情簡介 在史某與曾某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作出民事調解書：被告曾某于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史某支付工程款85萬元。2021年4月19日，雙方達成《協議書》，約定：85萬元債務由曾某以第三方公司的票額85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抵付，曾某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在2022年10月30日前到期，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 后來史某承兌匯票時發現，因第三方公司財務問題，該匯票無法被承兌。該匯票現處于拒付追索待清償的狀態，故史某向法院申請執行，要求曾某按照民事調解書履行給付義務。被執行人曾某提出異議，認為其在形式上已履行完畢85萬元給付義務，史某債權轉移和變現的風險應當由史某依法承擔和依法解決。 申請執行人史某稱，不同意曾某所提異議，協議書中雖然約定交付票據履行本案義務，但曾某需保證該票據最終被承兌。現在該票據不能被承兌，不是史某的原因，所以曾某未履行本案義務，史某申請執行符合法律規定。 法院審理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曾某是否應繼續履行還款義務? 法院經審理認為，執行程序開始前，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一方當事人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被執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協議為由提出執行異議的，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審查處理。 本案中，史某與曾某在本院作出生效民事調解書后，雙方在執行前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后申請執行人史某以曾某未履行義務為由向本院申請執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異議人曾某以已履行和解協議為由向法院提出異議，符合上述規定的情形，故本院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審查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規定：“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根據當事人自行達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協議，或者一方當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當事人不予認可的和解協議，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和解協議履行完畢的，裁定終結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二)和解協議約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屆至或者履行條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執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條規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執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協議約定履行義務的，裁定中止執行; (四)被執行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裁定駁回異議; (五)和解協議不成立、未生效或者無效的，裁定駁回異議。” 史某與曾某在本院作出民事調解書之后，就本案債務達成協議書，約定曾某向史某交付85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即表示該民事調解書項下曾某義務已經履行完畢。但在該協議書中雙方約定曾某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在曾某將涉案票據交付給史某后，由于第三方公司原因涉案的商業承兌匯票未能成功兌付。即使曾某將涉案票據交付給史某，但因為票據未能成功兌付，曾某并未履行完畢本案義務。 申請執行人史某向本院申請執行，本院依據申請執行人的申請立案執行，并依照法律規定向被執行人曾某送達執行通知書、執行裁定書、報告財產令符合法律規定。最終法院裁定駁回曾某提出的執行異議，經濟南中院復議并予以維持。 法官說法 執行當事人雙方在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書后、執行立案之前達成和解協議，系當事人雙方在本案訴訟程序和執行程序之外達成的和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質，不屬于執行和解協議，不產生阻卻原生效法律文書恢復執行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法院作出生效調解書后，史某與曾某在執行前自行達成《協議書》，此后，曾某雖然按約定向史某交付商業匯票，但并未成功兌付，史某民事調解書項下債權并未獲得清償。曾某在和解協議中承諾“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故曾某并未完全履行《協議書》，史某有權向法院申請恢復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元甲案例】婚內欠款一定是夫妻共同債務嗎?離婚時怎么分割? 2016年，80后的劉先生與90后的林女士經介紹認識，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育一子。 然而，在他們原本幸福美滿的生活背后，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悄然降臨。自從孩子出生后，家庭開銷逐漸加大，由于兩人工作收入較低，夫妻倆人覺得網店生意能賺錢，于是在2019年，兩人經過協商入駐了網購平臺經營一家網店。原本希望開網店能夠賺錢彌補家庭開支，但沒想到由于兩人對于經營網店沒有經驗，沒過多久網店生意虧損欠了十萬塊錢。年輕的小夫妻大手大腳花錢習慣了，再加上養育孩子花銷不斷增長，林女士和劉先生開始入不敷出。 掉入網貸的深淵無法自拔 兩人在金錢的壓力下開始了網貸之路。2019年至2022年期間，林女士先后從××貸、××優品、××月付、×音、××白條、××花、××易、××借條、××卡、××花唄、××分期、××借等十幾個平臺進行借款，同時林女士還向親人分別借款12萬元、3.1萬元、3萬元等多筆借款。起初，這只是用來應對臨時的金錢周轉難題，但在一次次的還貸壓力之下，他們發現貸款的數額越來越大，利息也越來越高。于是二人開始刷信用卡、借網貸用于償還欠款，加上日常生活開銷較大，只能拆東墻補西墻，債務及利息越積累越多。至此，林女士尚有網絡平臺債務19萬余元及他人欠款18萬余元，劉先生為了給林女士償還平臺債務，刷自己信用卡及向他人借款28萬元。網貸的債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欠越多，兩個人矛盾越來越大，原本融洽的家庭氛圍也開始惡化。 高額債務到底由誰承擔 林女士責怪劉先生在家庭財務上的管理不善，劉先生則覺得林女士過于揮霍浪費。漸漸地，他們之間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爭吵和長時間冷戰。 最終，兩人決定結束這段感情，但在誰承擔家庭債務的問題上爭吵不休，誰也不愿意多承擔債務，因此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在此情況下，劉先生起訴至法院要求離婚，且要求28萬元債務由林女士自己來承擔。但是林女士自己名下有37萬余元債務，實在是無力承擔，于是找到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團隊，希望元甲律師能夠幫助自己談判，希望劉先生名下的債務由劉先生自己承擔。 調解離婚 債務各自承擔 元甲專案組開始指導林女士收集證據資料，準備應訴。在起初階段，劉先生態度非常堅決，不接受庭前調解。 庭審過程中，元甲律師據理力爭，指出無法證明這個債務屬于林女士的個人債務，而且林女士這邊的債務金額更高，需要分割公積金、養老保險等財產。在元甲律師積極向法院爭取調解下，最終迫使劉先生同意調解離婚，雙方達成協議，劉先生的個人債務由劉先生自己來承擔。成功調解離婚后，林女士及全家人都很開心，表示“元甲律師為他們排憂解難，調解結果達到了心理預期，壓在心里的一塊大石頭終于落地了，元甲律師真是個精英團隊”!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車輛被撞，法院支持折舊費嗎? 2023年3月，吳某駕駛一輕型欄板貨車因操作不當碰撞到由張某駕駛的一輕型箱式貨車，造成兩車不同程度受損的道路交通事故。 經當地交通警察大隊認定，吳某承擔此次事故的全部責任。張某在其車輛維修完成后提起訴訟，以其車輛受損導致嚴重貶值，且今后在使用車輛過程中的保養和修車將產生重大損失等為由，要求賠償其折舊費30000元等費用。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 因車輛折舊費非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賠償范圍，對該訴訟請求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財產損失，當事人請求侵權人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一)維修被損壞車輛所支出的費用、車輛所載物品的損失、車輛施救費用; (二)因車輛滅失或者無法修復，為購買交通事故發生時與被損壞車輛價值相當的車輛重置費用; (三)依法從事貨物運輸、旅客運輸等經營性活動的車輛，因無法從事相應經營活動所產生的合理停運損失; (四)非經營性車輛因無法繼續使用，所產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費用。”之規定，本案中，張某訴請的車輛折舊費不屬于法律規定的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且該車輛使用多年，張某亦未提交證據證實其主張的折舊費30000元系如何計算認定的。因該項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審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說法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車輛折舊費(即貶值損失)不屬于交通事故財產損失賠償范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網“關于交通事故車輛貶值損失賠償問題的建議”的答復，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1)雖然理論上不少觀點認為貶值損失具有可賠償性，但仍存有較多爭議，比如因維修導致零部件以舊換新是否存在溢價，從而產生損益相抵的問題等; (2)貶值損失的可賠償性要兼顧一國的道路交通實際狀況。在事故率比較高、人們道路交通安全意識尚需提高的我國，賠償貶值損失會加重道路交通參與人的負擔，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 (3)我國目前鑒定市場尚不規范，鑒定機構在逐利目的驅動下，對貶值損失的確定具有較大的任意性。由于貶值損失數額確定的不科學，導致可能出現案件實質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權人的負擔; (4)客觀上講，貶值損失幾乎在每輛發生事故的機動車上都會存在，規定貶值損失可能導致本不會成訴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不利于減少糾紛。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對車輛折舊費的認定持謹慎態度，原則上不予支持，僅在少數特殊、極端情形下，可以考慮予以適當賠償，但必須慎重考量，嚴格把握，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