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對于被告的確定問題也應引起注意，在實踐中，訴訟方也通常把對方當事人的父母列為共同被告，要求他們承擔連帶責任，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是可取的。”這是婚姻法設立的離婚救濟制度，是對離婚可能引起的消極后果的一種補救措施，旨在保護弱勢群體，體現撫弱濟貧的社會主義道德要求。前者只限于夫妻中的一方而已，不再涉及其他人。所以，筆者認為，困難一方在提出返還彩禮的要求后，不妨礙其請求另一方給予一定的幫助。關于彩禮返還實踐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及解決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婚姻家庭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1、返還范圍：是不是男女雙方在戀愛中所有贈送物都應返還?彩禮到底包括哪些?這是審判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只有解決好彩禮返還范圍，才能切實維護好雙方的利益。筆者認為，以下兩個方面應該不屬于彩禮返還的范疇：第一、共同花費，一方收到彩禮后，往往會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銷，如為辦婚禮宴請賓客，送禮以及平時的吃喝玩樂等，在計算返還數額時都應當從中剔除。第二、屬于贈與性質的財物。在戀愛中，男女雙方為表情意，通常會贈與對方定情物、信物等，可以說，這些是一方自愿贈與另一方的，與有無結婚目的無關，對于該類財物，贈與方不得要求返還。

2、訴訟主體的確定：在最高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具體問題的解釋中，只是說“給付方”可以要求返還彩禮，那么這里所說的給付方是否包括當事人的父母呢?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國的傳統習俗中，兒女的婚姻被認為是終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辦，送彩禮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為家庭共有財產。而在訴訟中大多數也是由當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訴，因此為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防止應訴方以起訴人不適格作為抗辯，應當對“給付方”作擴大解釋。同時，對于被告的確定問題也應引起注意，在實踐中，訴訟方也通常把對方當事人的父母列為共同被告，要求他們承擔連帶責任，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是可取的。在習俗中，一般是父母送彩禮，也是父母代收彩禮，即使由本人親自接收，兒女為表孝心，感激父母多年的養育之恩，也會將一部分交由父母。所以，將當事人父母列為共同被告并無不妥，實為可取之處。

3、婦女權益保護：我國并不承認婚約的法律效力，因此，如果因男方的過錯導致婚約解除，或由男方提出解除婚約，女方是不能以男方違反婚約而請求不返還或部分返還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雙方雖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卻事實上同居的，若男方始亂終棄，要解除婚約，這時應權衡雙方利益，本著保護婦女，保護弱者的原則，在彩禮返還數額上，筆者認為，可酌情減少。在實踐中也存在這樣的情況，即雙方已同居多年的，男方要解除同居關系，以未辦理結婚手續為由，要求返還彩禮，此時若女方已將所收彩禮用于同居后共同生活的，也可減少返還數目或不予返還。

4、關于“婚前給付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適用問題

(1)《婚姻法》第42條規定：“離婚時，如果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這是婚姻法設立的離婚救濟制度，是對離婚可能引起的消極后果的一種補救措施，旨在保護弱勢群體，體現撫弱濟貧的社會主義道德要求。而在解釋(二)中，又作出婚前給付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在離婚時可要求返還所送彩禮的規定。那么，生活困難方是否既可以要求另一方給予幫助，又可要求返還彩禮呢?筆者對此持肯定態度。首先，這是兩種不同且并行不悖的制度。前者是一種救濟措施，其既是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的體現，又是夫妻之間互相扶養的法律義務在婚姻關系解除后的合法延伸。后者則是一種返還請求權，是基于結婚目的落空而產生的請求權。其次，兩者的請求權主體有所不同。前者只限于夫妻中的一方而已，不再涉及其他人。而對于返還彩禮的請求權主體，如前所述，可以為當事人的父母。所以，筆者認為，困難一方在提出返還彩禮的要求后，不妨礙其請求另一方給予一定的幫助。當然，這里的離婚時對生活困難一方的幫助是有條件限制的，第一、提供幫助一方要有負擔能力，一般要在該方的能力范圍之內;第二、幫助有時限性，生活困難應是在離婚時就存在的困難，而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提出請求，而且在其另行結婚后，就應停止對其進行救濟。

(2)在我國，雖然不承認婚約的法律效力，但合法的婚姻關系是受法律保護的。故如果要求返還彩禮一方對婚姻的破裂存在過錯，而另一方并無任何過錯，雖然請求方存在生活困難，也無須再支持其返還請求。有這樣一個案件：某女與某男婚后不久，男方卻與另一女子離家出走，下落不明。后該女向法院起訴離婚，然在法院判決離婚后，男方母親以生活困難為由又訴至法院請求女方返還彩禮，后因證據不足，被依法駁回訴請。在本案中，即使有證據證明男方生活困難，筆者認為，也不應支持男方的訴請。因為在我國合法的婚姻為法律所保護，既然男方對婚姻破裂存有過錯，而女方并無過錯，那么男方就應承擔不利后果，為其過錯擔負責任。

5、證據認定問題：贈送彩禮與一般的民事行為有所不同，贈與方不可能要求對方出具收條等書面手續，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禮。因此，當引發彩禮糾紛時，當事人舉證比較困難，一般只能提供證人證言，且多為親友證言，通常證明力不大。對方當事人也常以此作為抗辯，主張不予采信。為了收集有利證據，當事人往往會不經對方同意，錄制雙方談話錄音或電話錄音。那么對于此類視聽資料如何認定呢?1995年最高院在《關于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其談話取得的資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批復》中嚴格強調了視聽資料的合法性，但在后來制訂的《最高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該條款則降低了證據合法性的要求，認為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所取得的證據就可認定。但是如果利用威脅、利誘、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他人隱私等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就不應采用，即所謂的“毒樹之果”原則。而在彩禮糾紛中，視聽資料往往是最能證明事實存在的證據，因而只要當事人在收集證據時沒有違反上述規定和原則，且能證明其真實性，就應當采信。對于彩禮糾紛案件的證明標準，也應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則，即只要當事人所舉證據足以讓法官對案件的法律真實產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懷疑，那么就可認定該法律事實達到客觀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