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買斷式的債權轉讓與一般債權轉讓不同：受讓方不是普通的民商事主體，而是地方政府;轉讓債權涉及的債務人或債務人群體為國有企業;受讓方購買債權的目的不是商業目的，而是地方政府為達到維護社會穩定、職工安置、保持國有債務企業的“牌子”等政策性目標，減少或降低因國有債務企業破產引發的一系列問題而必須由政府支付的成本進行的政府購買行為。關于債權轉讓的主體受讓問題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債權債務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債權受讓主體資格問題

與原債權銀行政策性帳面剝離不良債權的單一性轉讓對象(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對口向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同，不良資產的處置轉讓必須考慮到投資者的購買力及市場準入的需要問題：從國內市場上投資者主體上看，單純的國有投資者多數自身都面臨方方面面的問題，對市場準入的需求也并不突出;相反，隨著國內市場民間資本的日益壯大，民間投資者(包括法人、自然人)的購買力大大增強，對一些國有領域的資產和經營具有較強的市場準入欲望;從國際市場上看，潛在的外商投資者更對不良資產的受讓懷有濃厚的興趣，其中不乏對國內市場準入和資本運作升值的動機。

1、政府、民商事主體

從2002年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債權轉讓的情況上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將不良資產單個或組合一次性賣斷給地方政府的方式(也被稱之為“政府買斷”)成為不良債權境內轉讓的一個“亮點”。被各類媒體廣泛關注的“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灌云不良債權整體打包轉讓項目”以及隨后的“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鄂州不良債權整體打包轉讓項目”均是政府買斷模式的典型案例。政府買斷式的債權轉讓與一般債權轉讓不同：受讓方不是普通的民商事主體，而是地方政府;轉讓債權涉及的債務人或債務人群體為國有企業;受讓方購買債權的目的不是商業目的，而是地方政府為達到維護社會穩定、職工安置、保持國有債務企業的“牌子”等政策性目標，減少或降低因國有債務企業破產引發的一系列問題而必須由政府支付的成本進行的政府購買行為。該方式與政府及其控制的關聯企業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債務人的債務重組提供擔保具有類似的政策目的。由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具有“支持國企改革”的政策使命，從而在政府買斷等類似資產處置方式中與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標相一致，出現這種債權轉讓方式有其必然性。

2、國有、民營

在不良金融債權轉讓對象問題上，也存在受讓人是否須為國有性質的爭論。這種爭論嚴格來說不是一個法律問題，其實質在于不良資產處置中一部分人所謂的“道德風險”邏輯：不良資產轉讓給國有性質的企業，即便定價較低，也不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相反，轉讓給非國有經濟主體，即便定價較高，如果受讓人實際回收的資產高于轉讓時的定價，就可能被指為“賤賣國有資產”。實際上，由于被剝離的不良資產多數屬于應當退出市場或被淘汰的領域，因此，在法律上基本不存在國有、非國有受讓人的準入或限制問題，特別是單純的債權轉讓，受讓人取得的僅僅是債權，而非股權。至于轉讓定價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只要在轉讓債權時嚴格履行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所規定的“公開、競爭、擇優”的原則運作，所得出的定價應當認為就是合理的，至于受讓人的是否為國有性質在所不論。

與普通民商事主體作為債權受讓人的方式不同，政府買斷行為的法律效力及其操作方式值得研究。一般而言，政府作為民事主體僅僅限于參與履行其法定職責所必須的民事活動，政府買斷行為的法律效力存在不確定性;即使該行為被確定為有效，一旦政府方發生違約，鑒于國家機關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受到其財產性質的限制，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此類主體的主要財產和運作資金均不受強制執行，即使有部分可用于承擔民事責任的財產，執行起來也有相當的難度。正是基于這種考慮，上述東方和信達的兩個債權組合政府買斷交易中，債權受讓方由政府控制的資產經營管理公司擔任。為避免政府買斷的法律效力不確定性、政府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有限性，筆者建議：第一，政府買斷方式下的債權轉讓協議(特別是政府分期履行付款義務的情形)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地方政府設立的資產經營管理公司或資產管理公司簽署;第二，政府一次性付款買斷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債權的，可在特殊情況下(如沒有類似的資產經營公司)，直接由地方政府或經其授權的職能部門簽署。

3、機構投資者、自然人

從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債權轉讓的對象和結果上看，債權或其他資產的受讓主體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如投資公司、律師等社會中介機構。自然人作為受讓主體的案例較少。究竟那一類投資者可以作為債權受讓的主體，是長期困擾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債權轉讓業務中的難題。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目前法律、相關金融法規(特別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未對債權轉讓業務中的受讓人資格問題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和限制，這里涉及到對機構與自然人的政策及法律問題。在國內債權轉讓業務框架下，機構作為受讓人主體似無異議，但是自然人能否成為受讓人主體來購買金融不良債權，自然人作為受讓人主體，有可能因此成為國有企業的債權人，或者因此介入金融領域。而且自然人追償，將來可能后患無窮，因為不能確定自然人購買債權的用途，其中并不排除炒買炒賣甚至社會惡勢力介入的可能。

2001年10月26日，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以2001年第6號令發布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吸收外資參與資產重組與處置的暫行規定》(以下稱“暫行規定”)，實際上回答了上述問題。根據該暫行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擁有的不良債權可以向外國、港澳臺投資者轉讓。結合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法律規定，外國投資者可以為“外國公司、企業和其它經濟組織或個人”，包含了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鑒于我國已經加入WTO，根據WTO國民待遇基本原則，境內外投資者應當在市場準入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據此可以認為，我國境內的機構及個人投資者均應當可以成為不良資產受讓的主體。這樣的結論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盡快處置、回收不良資產的目標也是相符合的。從另一方面上看，“機構”與“個人”的概念實際上在實踐中變得越來越模糊，它們僅僅具有相對的意義，1999年出臺的《個人獨資企業法》便是例證;另外，個人通過控股權等控制企業的經營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也造成了機構與個人混同的局面。因此，簡單人為地區分“機構”和“個人”實際上不能解決上述一部分人的擔心。由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擔負著“化解金融風險、保全國有資產、支持國企改革”的政策性任務，在債權轉讓交易中，如何根據不同的投資者性質設計相應的交易條款，以有效避免轉讓債權后出現的不良后果，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應當面對的課題(下文將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