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師費誰承擔? 在建工案件中發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訴后，在合同未約定律師費、保全費的情況下，能否主張律師費和保全費?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審審查中給出回應。 法院經審理查明—— 2015年，萬某掛靠在華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產對此明知，仍與之簽訂《工程承包意向書》，將舊城改造工程發包給沒有施工資質的萬某。 2016年，宏星房地產與華宇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其后華宇公司與萬某簽訂《內部承包協議書》，將舊城改造項目轉包給萬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萬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結清工程款，也未辦理竣工驗收。 萬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華宇和宏星承擔連帶責任，支付工程進度款686萬，律師費20萬，保全費用2.7萬及逾期利息1657萬。 一審法院判決—— 支持386萬的工程款及相應利息請求;就律師費和保全費，因律師費、訴訟保全擔保費均為萬某在訴訟過程中自行支出的訴訟成本，該費用雙方未有明確約定，且非因訴訟必須產生的費用，故其主張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關于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學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確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但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款的，應予支持”之規定，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某支付工程款。一審判決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向萬某支付工程款386萬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關于一審判決對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認定是否正確的問題。本院認為，關于萬某主張的律師費200000元的問題。 盡管萬某與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對律師費的承擔并無約定，但華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經被擅自使用的情況下，仍以各種理由抗辯，拖延承擔支付工程款義務，屬不誠信的訴訟行為，造成了司法資源的額外消耗和萬學才的額外支出。 且萬某因此次訴訟發生的律師費，既是其為對抗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為的額外支出，也是其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故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萬某主張的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的問題。本案訴訟系因華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萬學才工程款引起，萬某為實現其債權，申請財產保全，并以保險公司提供保全保險的方式進行財產擔保，系萬某為實現其債權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費用，屬于萬某的損失。萬某的此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決，宏星房地產和華宇公司支付萬某律師費200000元及保全擔保費27746.71元。其它項予以維持。 華宇公司和宏星房地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 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是否應承擔律師費的問題。萬某因訴訟所發生的律師費和保全費屬于確定發生的支出，原審法院認為案涉工程已經實際交付使用，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拒不支付相應的工程款以致引發本案訴訟，宏星公司、華宇公司應向萬學才支付萬某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所支出的費用并無不當。 故對宏星公司、華宇公司主張不應承擔律師費的再審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達成和解協議但交付的匯票無法承兌，能否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 魯法案例【2023】643 原執行程序開始前，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但交付的商業承兌匯票無法承兌，一方當事人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另一方以已履行和解協議提出執行異議，法院該如何處理? 案情簡介 在史某與曾某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作出民事調解書：被告曾某于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史某支付工程款85萬元。2021年4月19日，雙方達成《協議書》，約定：85萬元債務由曾某以第三方公司的票額85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抵付，曾某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在2022年10月30日前到期，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 后來史某承兌匯票時發現，因第三方公司財務問題，該匯票無法被承兌。該匯票現處于拒付追索待清償的狀態，故史某向法院申請執行，要求曾某按照民事調解書履行給付義務。被執行人曾某提出異議，認為其在形式上已履行完畢85萬元給付義務，史某債權轉移和變現的風險應當由史某依法承擔和依法解決。 申請執行人史某稱，不同意曾某所提異議，協議書中雖然約定交付票據履行本案義務，但曾某需保證該票據最終被承兌。現在該票據不能被承兌，不是史某的原因，所以曾某未履行本案義務，史某申請執行符合法律規定。 法院審理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曾某是否應繼續履行還款義務? 法院經審理認為，執行程序開始前，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一方當事人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被執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協議為由提出執行異議的，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審查處理。 本案中，史某與曾某在本院作出生效民事調解書后，雙方在執行前達成和解協議并履行。后申請執行人史某以曾某未履行義務為由向本院申請執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異議人曾某以已履行和解協議為由向法院提出異議，符合上述規定的情形，故本院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審查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規定：“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根據當事人自行達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協議，或者一方當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當事人不予認可的和解協議，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和解協議履行完畢的，裁定終結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二)和解協議約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屆至或者履行條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執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條規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執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協議約定履行義務的，裁定中止執行; (四)被執行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裁定駁回異議; (五)和解協議不成立、未生效或者無效的，裁定駁回異議。” 史某與曾某在本院作出民事調解書之后，就本案債務達成協議書，約定曾某向史某交付85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即表示該民事調解書項下曾某義務已經履行完畢。但在該協議書中雙方約定曾某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在曾某將涉案票據交付給史某后，由于第三方公司原因涉案的商業承兌匯票未能成功兌付。即使曾某將涉案票據交付給史某，但因為票據未能成功兌付，曾某并未履行完畢本案義務。 申請執行人史某向本院申請執行，本院依據申請執行人的申請立案執行，并依照法律規定向被執行人曾某送達執行通知書、執行裁定書、報告財產令符合法律規定。最終法院裁定駁回曾某提出的執行異議，經濟南中院復議并予以維持。 法官說法 執行當事人雙方在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書后、執行立案之前達成和解協議，系當事人雙方在本案訴訟程序和執行程序之外達成的和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質，不屬于執行和解協議，不產生阻卻原生效法律文書恢復執行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法院作出生效調解書后，史某與曾某在執行前自行達成《協議書》，此后，曾某雖然按約定向史某交付商業匯票，但并未成功兌付，史某民事調解書項下債權并未獲得清償。曾某在和解協議中承諾“保證該商業承兌匯票最終能被兌付”，故曾某并未完全履行《協議書》，史某有權向法院申請恢復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曾經炙手可熱的教培行業，在“雙減”政策后一落千丈。 有的項目投資人剛剛交費，還沒來得及開展業務，就被狠狠“潑了一盆冷水”，這種情況下，加盟費還能退嗎? 1加盟培訓機構遇難題 步入退休年齡的張阿姨一直非常熱愛教育行業，想著正好利用退休時間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與家里人多次商量后，張阿姨計劃開展課外培訓班，女兒劉女士對母親的想法非常支持。于是在2019年12月，張阿姨與北京某教育有限公司簽訂《***美術中心特許經營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約定教育有限公司授權張阿姨在約定期限內使用其經營資源在天津市某市區經營所許可的業務。張阿姨先后向教育有限公司支付特許經營費15萬元、兩年特許權使用費共4萬元，另支付培生項目定金1000元。但協議簽訂后沒多久，2020年全國疫情暴發，線下培訓班紛紛關門停業，行業勢頭不斷下滑。而此時，張阿姨多次與項目負責人電話、微信溝通開業地點，教育有限公司始終未能確定張阿姨的經營場所位置，導致張阿姨無法按照協議約定正常經營。 2創業選擇行業至關重要 屋漏偏逢連夜雨，疫情還未完全散去，國家又在2021年突然發布“雙減”政策，根據相關政策規定，張阿姨無法取得開辦運營加盟分中心所需的辦學許可證及營業執照等。培訓班未開業就“涼涼”，張阿姨心里也開始打退堂鼓，于是在2021年8月，她向教育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先生發微信，多次提出“希望和總部商量一下退出加盟工作事宜”，武先生回復說會安排人員聯系，但一直沒有解除合同，也沒有給張阿姨退費，就這樣不了了之。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此事就成了張阿姨的心病。為了減輕張阿姨的焦慮與無助，女兒劉女士主動承擔解決問題的重任，積極幫助母親尋求法律幫助。 3解決退費同時解決情緒問題 在2022年2月，劉女士找到北京天用律所，希望能幫助母親要回費用。天用律師仔細研究資料后，發現張阿姨與教育有限公司簽署的協議中，有多個條款對我方當事人來說十分不利。與劉女士溝通情況后，她有點想要放棄，對案件信心不足，天用律師鼓勵她說：“毛主席曾說過，做最壞的打算，盡最大的努力。我們一定會全力爭取，勝利的希望還是有的!你不信我，還不信毛主席嗎?”天用律師的一番話點醒了劉女士，也激勵了她重拾信心。做任何事都是有風險的，但要相信律師的專業能力，積極配合、共同努力，才能獲得勝利。資料準備、立案程序在有序進行中，而在此期間，劉女士非常焦慮常常夜不能寐。她的焦慮一方面來自母親對于本案的各種擔憂與喋喋不休地嘮叨，另一方面自己處于離婚狀態，獨自撫養孩子，而前夫拒不支付經濟補償金與撫養費，導致自己養育孩子經濟壓力非常大。兩方面的心理壓力使劉女士憂思過度，陷入輕微抑郁的狀態。她頻繁給天用律師發微信訴苦，言語間也曾透露出“生活太難了，活著沒意思……”這種危險的信號。天用律師在辦案的同時，總是抽出空閑時間對劉女士給予暖心安慰和耐心開導，甚至在劉女士心情極度消極的時候，天用律師特意到劉女士所在地見面溝通。“你是女兒，也是母親，要擔負起家庭的責任，不能這樣消極下去!面對困難也要堅強起來，給自己的孩子做一個好榜樣!”......或許是天用律師的真誠解開了劉女士的心結，在精神上極大鼓舞了她，自此與她溝通案件情況，很明顯看出她比之前變得樂觀與積極。終于迎來了開庭的日子，劉女士與天用律師一同參加了庭審。天用律師在庭審中表明，自協議簽訂后，因教育有限公司無法確定我方當事人的經營場所的坐落位置，且取得特許經營資質是簽署特許經營協議書的基礎，但教育有限公司無相關資質及因“雙減”政策落地后無法辦理辦學許可證及營業執照，致使雙方之間簽訂的《協議書》目的無法實現，所以教育有限公司應將相關費用退還給我方當事人。面對天用律師舉證的協議、信息查詢樣本、微信聊天記錄、轉賬記錄、錄音等十幾項證據，法官十分認可，一審判決雙方解除合同，教育有限公司退還張阿姨全部費用。 4是律師也是人生導師 在困難與挑戰面前，天用律師表現出專業與不屈，最終獲得了勝訴! 天用律師不僅解決了張阿姨一家人的法律難題，同時也給了她們母女精神上的激勵與振奮，讓她們看到了生活充滿陽光與美好的一面!張阿姨與劉女士特意為天用律師送來一面錦旗!律師的職責不僅是解決法律難題，更是對當事人的一種人生救贖!后續張阿姨又把自己親戚遇到的法律難題委托給天用律所，這就是專業與口碑的魅力!

【元甲案例】婚內欠款一定是夫妻共同債務嗎?離婚時怎么分割? 2016年，80后的劉先生與90后的林女士經介紹認識，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育一子。 然而，在他們原本幸福美滿的生活背后，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悄然降臨。自從孩子出生后，家庭開銷逐漸加大，由于兩人工作收入較低，夫妻倆人覺得網店生意能賺錢，于是在2019年，兩人經過協商入駐了網購平臺經營一家網店。原本希望開網店能夠賺錢彌補家庭開支，但沒想到由于兩人對于經營網店沒有經驗，沒過多久網店生意虧損欠了十萬塊錢。年輕的小夫妻大手大腳花錢習慣了，再加上養育孩子花銷不斷增長，林女士和劉先生開始入不敷出。 掉入網貸的深淵無法自拔 兩人在金錢的壓力下開始了網貸之路。2019年至2022年期間，林女士先后從××貸、××優品、××月付、×音、××白條、××花、××易、××借條、××卡、××花唄、××分期、××借等十幾個平臺進行借款，同時林女士還向親人分別借款12萬元、3.1萬元、3萬元等多筆借款。起初，這只是用來應對臨時的金錢周轉難題，但在一次次的還貸壓力之下，他們發現貸款的數額越來越大，利息也越來越高。于是二人開始刷信用卡、借網貸用于償還欠款，加上日常生活開銷較大，只能拆東墻補西墻，債務及利息越積累越多。至此，林女士尚有網絡平臺債務19萬余元及他人欠款18萬余元，劉先生為了給林女士償還平臺債務，刷自己信用卡及向他人借款28萬元。網貸的債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欠越多，兩個人矛盾越來越大，原本融洽的家庭氛圍也開始惡化。 高額債務到底由誰承擔 林女士責怪劉先生在家庭財務上的管理不善，劉先生則覺得林女士過于揮霍浪費。漸漸地，他們之間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爭吵和長時間冷戰。 最終，兩人決定結束這段感情，但在誰承擔家庭債務的問題上爭吵不休，誰也不愿意多承擔債務，因此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在此情況下，劉先生起訴至法院要求離婚，且要求28萬元債務由林女士自己來承擔。但是林女士自己名下有37萬余元債務，實在是無力承擔，于是找到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團隊，希望元甲律師能夠幫助自己談判，希望劉先生名下的債務由劉先生自己承擔。 調解離婚 債務各自承擔 元甲專案組開始指導林女士收集證據資料，準備應訴。在起初階段，劉先生態度非常堅決，不接受庭前調解。 庭審過程中，元甲律師據理力爭，指出無法證明這個債務屬于林女士的個人債務，而且林女士這邊的債務金額更高，需要分割公積金、養老保險等財產。在元甲律師積極向法院爭取調解下，最終迫使劉先生同意調解離婚，雙方達成協議，劉先生的個人債務由劉先生自己來承擔。成功調解離婚后，林女士及全家人都很開心，表示“元甲律師為他們排憂解難，調解結果達到了心理預期，壓在心里的一塊大石頭終于落地了，元甲律師真是個精英團隊”!

交通事故“私了”后，還能反悔嗎? 2021年2月28日，原告趙某駕駛的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原告趙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劉某處理與被告的糾紛。 原、被告雙方協商原告預付給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車輛修理、入院檢查，預付的款項多退少補。 事故當天，劉某通過銀行賬戶將50 000元轉入指定的張乙(張甲的妹妹)的銀行賬戶。現劉某、趙某以張甲、張乙、孫某治療傷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損車輛僅花費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上述38 000元款。 張甲、張乙、孫某辯稱：案發時，趙某存在酒駕嫌疑，當時劉某為了平息該交通事故，阻止張甲報警，并提出支付5萬元款項后私了此事。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時許，原告趙某駕駛寶馬車輛與被告張甲駕駛的長城車輛發生碰撞，同日17時04分，張甲撥打122電話報警。此后，原告劉某、第三人孫某分別趕到現場協商處理，被告張甲入醫院治療。因劉某勸阻，張甲取消報警。經協商后，劉某于同日19時12分許將50 000元款項轉至張乙銀行賬戶。張乙收到上述款項后隨即轉給張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劉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項，以張乙、孫某、張甲等構成不當得利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訴，其中，兩次以撤訴結案，兩次以當事人不適格駁回起訴。 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趙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劉某、趙某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劉某、趙某自愿撤回上訴，法院二審裁定：準許劉某、趙某撤回上訴。一審民事判決自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案件標的額較小，只有3萬余元，但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事實爭議較大，這也是所有不當得利糾紛案件的共同特點。原告一方認為，其支付給被告的5萬元款項是處理交通事故的預付款，在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后多退少補;被告一方則認為，原告所支付的5萬元款項是一次性處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費用，不存在多退少補，且原告趙某當時系酒后違法駕駛車輛。 本案中關于款項的交付僅系口頭協商，雙方沒有出具書面證據，雙方當事人也不能提供現場目擊證人出庭作證，因此，給案件審理和事實認定帶來較大的難度。在該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曾考慮根據如下思路作出處理：以原告沒有證據證實交付的5萬元系預付款后期多退少補，徑行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后，主審法官經過慎重考慮后認為，根據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對案件作出快速處理，處理結果也不違反法律規定，但由于沒有對存在爭議的事實作出認定，所以難以讓當事人信服，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應當在根據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認定事實的同時，還應根據生活經驗、人情世故、法律法規，在最大程度上對存在爭議的事實進行還原和推定，據此結合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力爭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作為原告一方的當事人，在被告不認可其提出的訴求及事由的情況下，如果其所舉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的事由，依法須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劉某、趙某主張，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項，是供張甲修理車輛及住院治療傷情費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補，張甲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花費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項應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 (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 (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本次庭審中，劉某、趙某所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劉某通過張乙向張甲轉賬的銀行交易明細一張，該證據僅能證明存在轉賬的事實，無法證實其曾與對方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事實，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訴案件庭審筆錄一頁也僅能證實張甲在該案件庭審中曾自述購買車輛花費70 000元、維修車輛花費10 000余元、治療傷情花費檢查費用2 000余元且傷情尚未痊愈。綜合原告所舉以上證據，無法證實其曾與張甲達成50 000元款項用于維修車輛及住院治療后余款多退少補的口頭協議的事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劉某、趙某作為對其所主張的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一方，所舉證據不能證實上述事實，故依法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離婚案件，幫助當事人獲得兩個孩子的撫養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