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兩公司得知后即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后詢問了甲、乙兩公司的業務人員以及丙所倒賣鋼材的購買人等人員，認為丙涉嫌侵占，系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遂不予立案偵查，要求甲、乙兩公司向法院起訴,甲、乙兩公司在取得犯罪地系該法院管轄的證據后，再次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自訴，但法院又以案件已由公安機關受理，法院不能再受理為由，不予立案，稱應先由公安機關作出處理決定，并表示法院無義務到公安機關調取丙犯罪的證據,甲、乙兩公司立即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自訴，但法院以犯罪地非其管轄地為由不予立案，且不愿對丙采取強制措施,甲、乙兩公司于是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自訴，但法院以侵占不是刑事自訴案件為由搪塞，后又以侵占金額40余萬元，系金額巨大，應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應為公訴案件為由搪塞，在當事人告知侵占系刑事自訴案件的法律依據后，終以被告人下落不明為由不予立案,法院不愿采取強制措施，甲、乙兩公司又不能自行關押丙，否則有可能構成非法拘禁，然而又不能放走丙，否則法院會以被告人下落不明不予立案，無奈之下，只有請求公安機關采取措施,這樣一來，甲、乙兩公司陷入了兩難境地：法院不愿對丙采取強制措施，如果公安機關不對丙采取強制措施，則丙勢必逃匿，從而下落不明，法院則可以此為由不予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