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強拆發生以后，如果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對于被拆遷方來說取證是有一定困難的，因為強拆時往往面對的是拆遷方的眾多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而被拆遷方，哪怕是企業也是人少勢微，很難通過正常方式取得證據，有時即使拿到了，也可能被損毀，所以在證據的取得上，一般的合法證據來源途徑能得到的證據，要么是微乎其微，要么是無關緊要，而法院審理案件時對證據效力和來源還是有一定限制的，對被拆遷方及若是群體來說是相當不利的,之后雙方對損害合法財產造成損壞賠償一事達成和解同意由評估公司對其損壞財產評估后給予賠償，但評估公司突然毀約不為其評估，無奈之下齊某將區政府告上法庭，但被認定區政府強拆合法，訴訟請求被駁回，前后1年時間，齊某提起“告官”多達386次，最終最高院立案，當年此維權案件多有媒體報道,《物權法》第三十條：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實行為設立或者消滅物權的，自事實行為成就時發生效力，這一規定明確規定了建筑物權，確立了只有違反了建筑施工時的法律依據，才能確定為違章建筑,4年后，齊某又收到一份強制拆除違章建筑決定書，決定10日之后將其別墅拆除，10天左右并未實施，齊某放松警惕外出，等外出回來發現家門口為了數百人和多臺機器碾過院墻去拆3樓,齊某在上海松江區有一棟自己的花園別墅，屬于2層帶閣樓樓帶院的小別墅，齊某后來把閣樓改造成了三樓，同時還在院子里擴建出來混凝土結構的房間，之后住建局向其下達了拆違通知書，別墅擴建的房子被當場拆除，但改造的三樓并未拆除，隨后其對別墅進行了裝修,對強遷我們還可以報警，但是對于偷拆，取證更是難上加難，就目前而言，被拆遷人的救濟途徑還主要是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